在曾经的华语电影，戏剧人做导演，根本不是问题。
中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代导演，都是戏剧舞台滋养成熟的种子。
郑正秋从文明戏舞台走来，拍《难夫难妻》，简单搭个景，没有家具，找给死人扎纸人纸马的，扎一套。
大摄像机一摆，无法移动，没法推拉摇移跟，更不懂剪辑，戏剧语言就是电影语言。
第二代导演里，有演员、美术师、清华毕业的文学青年，更有不少入行便在大上海片场讨生活的。
但上过舞台的郑君里、应云卫、陈鲤庭们，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第三代，几乎是抗日救亡运动里戏剧家们的天下，直到第四代“丢掉戏剧的拐杖”。
做电影的前戏剧人，开始成为行业的珍稀动物，从普遍成为特色。
他们依然保持着对情节剧架构、情景喜剧手法、人物功能性的偏爱，维系着戏剧与电影之间的联系，以此成为影片的重要命脉。
但我们逐渐退出了一个问题的讨论：戏剧能不能从内核到语言，全方位“长成”一部电影？
随着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开心麻花”等戏剧品牌开始跨界电影，《夏洛特烦恼》《驴得水》《李茶的姑妈》等话剧作品纷纷电影化。
然而围绕它们的讨论，回到了“从戏剧到电影”的原点：戏剧该不该成为电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是不是该有一点采用电影语言的自觉？
市场的洪流，让不少戏剧作品得以简单修改，继而搬上银幕，满足中国电影前几年巨大的内容需求。
观众不在意跨界的差别，该哭哭，该笑笑。评论者和专业人士，则站在电影本体论的角度，发出了质疑。
当戏剧的“电影化”进程推倒重来，不少登上银幕的戏剧人，是得从头补习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