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P-001（陈先生）的“潮汐图”如同一份详尽的水文报告，在项目组内部传阅、讨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首位受试者确立了干预方向，更在于为整个“IMPACT-ADHD”研究的数据处理流程和解读标准，提供了第一块试金石。成功的喜悦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是更密集的校准与优化工作。
钟原根据处理陈先生数据时暴露出的几个小问题，迅速更新了“潮汐图”工具包的核心算法模块。比如，优化了对因头部转动导致的EEG信号瞬时失真的插值算法；改进了眼动数据与脑电时间戳在毫秒级的对齐精度；还增加了一个自动标记“可疑数据段”的功能，将那些伪迹剔除后信号质量仍不理想、或行为反应异常极端（如极端延迟或过早反应）的时段高亮，供人工复核。
安可儿则基于陈先生的案例，细化了“潮汐图”报告的撰写模板和解读指南。她将报告中需要人工复核和主观判断的部分（如对混杂因素的备注、对次要原型特征的权重评估）明确标出，并增加了“数据质量自评”环节，要求分析者对自己生成的可视化图表和特征计算的可靠性进行简要评分。这使得整个流程更加透明，也便于后续可能的元分析。
“我们要确保，未来任何一位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拿到同样的原始数据，使用同样的工具包，得出的核心结论（如原型分类）是基本一致的。”秦岚在审阅更新后的流程文档时说，“可重复性，是这类精细工具获得信任的基础。”
就在团队紧锣密鼓地优化系统时，第二位进入基线评估的受试者到来了。
ADHD-P-002，江女士，三十三岁，大学讲师。与陈先生的外显不安不同，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沉静、甚至有些疏离。她话不多，回答问题简明扼要，目光稳定，只是在偶尔需要等待或重复指令时，指尖会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着看不见的线条。她的临床诊断同样是成人ADHD混合型，但自述困扰更多在于“思维卡壳”和“任务启动困难”，而非明显的冲动行为。
“我能在书房里对着一份文献摘要坐两个小时，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子里好像在同时播放好几个无关的频道。”她在初步筛访谈中这样描述，“明明知道 deadline 在那里，但就是无法让身体和大脑‘启动’去处理。这比小时候那种坐不住、到处跑更让我……挫败。”
她的“潮汐图”评估如期进行。设备佩戴顺利，她表现出极佳的配合度和耐心。但数据开始滚动后，安可儿和林婕在监控室里看到的，却是与陈先生截然不同的图景。
静息态数据相对平稳，theta功率不高，alpha节律甚至比一些健康对照更明显。然而，一旦任务开始，差异就显现出来。在需要快速反应和灵活转换的任务（如Flanker任务变式）中，江女士的反应时中位数尚可，但分布极其离散——时而极快（快于健康人平均），时而出现异常的、长达数秒的延迟。脑电数据显示，在这些异常延迟的试次前，通常伴有前额叶区域与任务准备和启动相关的特定频段活动（如beta去同步化）的严重不足或紊乱，仿佛“启动引擎”没能正常点火。
在持续注意任务中，她并未出现陈先生那种“积累-崩溃”模式，而是表现出一种奇特的“间歇性断联”：她的表现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然后毫无征兆地出现连续几个试次的疏忽错误，随后又自行恢复。在此期间，她的瞳孔直径和皮肤电导水平变化极小，显示出一种“认知脱落”但“生理无感”的状态。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工作记忆刷新任务（2-back）中。当任务难度维持在2-back时，她错误率尚可；但任务模块中偶尔随机插入的、需要暂时切换到3-back规则的试次（概率仅10%），对她而言几乎是灾难性的。她几乎无法在这些试次上做出正确反应，脑电数据显示出明显的规则切换失败特征（如特定脑区的激活模式无法及时重组）。而事后主观报告，她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规则发生了偶尔的变化。
“她的困难似乎不在于维持注意或抑制冲动，”安可儿在初步分析笔记中写道，“而在于认知控制的灵活调配和任务集切换效率低下。尤其是在需要根据环境线索动态调整认知策略时，系统表现出显著的‘粘滞’和‘切换成本’异常增高。”
原型分类算法的结果也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江女士的数据与“冲突监测过冲型”匹配度很低，与“注意维持积累型”也只有边缘相关。其整体特征模式，与预设模板库中一个定义相对宽泛的“认知控制灵活性/切换缺陷型”原型（这是基于部分文献和前期少量数据假设的）匹配度最高，但置信度也只有70%。算法同时提示，她的模式中存在一些现有模板未能很好捕捉的独特特征，特别是反应时分布的极端双峰化和规则切换时的“全或无”失败。
“看来，我们的‘原型库’需要扩展了。”钟原看着江女士的初步分析报告和数据特征摘要，若有所思，“或者说，‘原型’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有局限。有些个体的认知脆弱点，可能不是单一维度的‘过冲’或‘不足’，而是体现在不同认知过程之间动态协调的特定断层线上。江女士的数据强烈提示，她的‘航道’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岔路口’（如规则不可预测的切换点）存在结构性导航困难。”
秦岚从临床角度印证了这个观察：“这与一些以‘执行功能’缺陷为主、特别是‘设定转移’困难的ADHD亚型描述相符。他们对结构清晰、重复性高的任务可能应付尚可，但对多变性、需要不断调整计划的环境适应很差。这种模式在成年ADHD，尤其是女性患者中可能并不少见，但传统评估工具对此不敏感。”
安可儿感到兴奋，也感到压力。江女士的数据就像在原本以为相对清晰的“冲动控制不稳”航道上，发现了一条未曾详尽测绘的、充满特殊暗礁和复杂洋流的“分岔航道”。这既验证了“潮汐图”方法捕捉个体差异的能力，也挑战了研究初期相对简化的干预设计思路。针对“冲突监测过冲”设计的早期边界提示，对江女士的“切换粘滞”问题可能完全无效，甚至可能因为增加了额外的外部事件而干扰其本已困难的内部重组过程。
项目组会议上，江女士的案例成了讨论焦点。大家一致同意，在最终确定她的干预分组前，需要更谨慎地分析她的数据，并可能需要为她的独特模式临时设计一套不同的干预逻辑初稿。
“也许针对她的‘启动困难’和‘切换粘滞’，干预信号不应该旨在‘抑制’或‘设定边界’，而应该尝试提供一种极其微弱的、**时序性或节律性的‘启动脉冲’或‘切换提示’？”林婕提出设想，“比如，在任务块开始前，或规则可能变化的试次出现前几百毫秒，给出一个几乎无法觉察的、特定频率的听觉或触觉‘预备节拍’？”
钟原在思考算法的实现：“这需要干预系统具备更复杂的‘情境感知’能力，能够识别出‘可能需要启动或切换’的潜在时间点，而不仅仅是监测‘当前状态是否失稳’。这涉及预测，难度更大，不确定性也更高。”
纪屿深听取了所有讨论，最后指示：“江女士的案例非常宝贵。它迫使我们提前面对研究设计中可能遇到的、超越预设原型的复杂性。处理原则如下：第一，完成对她的‘潮汐图’深度分析，尽可能清晰定义其独特的‘失稳特征簇’。第二，基于此特征簇，项目组共同头脑风暴，设计两到三套备选的、针对性的微干预假设方案，每套方案需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可检验的信号形式。第三，将这些方案提交独立的方法学与伦理小组审议，评估其科学合理性和风险可控性。在获得批准前，江女士的干预分组暂缓。”
他看向安可儿：“安可儿，你继续负责江女士的深度分析，并牵头起草干预假设方案。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为每个特殊案例都发明一套全新疗法，而是通过这样的‘边界案例’，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关于认知脆弱模式分类与干预策略匹配的原则。江女士的‘航道分岔’，也许能帮助我们绘制出更完整的‘认知脆弱海域’全图。”
任务再次升级。安可儿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她不仅要处理数据，更要从中提炼理论洞察，并转化为具体、负责任的技术设计方案。
夜深了，她还在对比陈先生和江女士的“潮汐图”。两个屏幕，两幅截然不同的认知航海图。一个充满红色的“过冲”警报和积累的“张力”曲线；另一个则布满离散的“延迟”尖峰和规则切换处的“导航失败”标记。
“IMPACT-ADHD”研究，刚刚开始深入这片名为“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海域，就已经发现了航道的显著分岔。这印证了ADHD异质性的复杂，也预示着未来干预路径的多样性。
安可儿保存好分析文件，关闭了屏幕。黑暗的实验室里，仿佛能听见两股不同认知潮汐的微弱回响。一股是过载与失控的激流，另一股是粘滞与断联的暗涌。而她和她的同伴们，正试图学习听懂这些回响，并为每条不同的航道，探寻最合适的、微小的导航辅助。
测绘在继续，而海图的复杂程度，正随着每一份新数据的到来，悄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