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六月的深圳，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混凝土的气息。从罗湖火车站到市政府的路上，谢望城坐在吉普车里，看着窗外：脚手架像丛林一样生长，起重机的吊臂划过灰蒙蒙的天空，街道两边是褪色的标语牌和崭新的玻璃幕墙，混杂在一起，像一幅未完成的拼贴画。
他是三天前接到借调通知的。航空航天实验所郑培民主任亲自找他谈话：“小谢，深圳要建新机场，南鹏机场项目，中央特批。市里打报告要人，点名要懂航空规划、有国际视野的。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留过学，搞过系统工程，又在武陵山一线待过。组织决定，借调你一年，担任副市长的高级顾问，专项负责机场前期规划。”
借调，不是调动。这意味着他一年后还要回北京，回他的实验室，回那些风洞数据和飞行器模型。但郑主任后面的话让他动摇了：“望城，你父亲那一代人，建设了三线，把工业的种子撒在深山里。你们这一代人，任务不一样了——要把中国推向世界。深圳就是这个‘窗口’，南鹏机场就是这个‘窗口’的跑道。这个机会，不光是给你的，是给你身上两代人积累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在这里。吉普车开进市政府大院，院子里的芒果树开着小黄花，在尘土中显得格外鲜亮。副市长办公室在二楼，门开着，里面烟雾缭绕，四五个人围着摊开在办公桌上的巨大图纸，争论声几乎掀翻屋顶。
“……跑道长度必须三千二百米！这是国际干线机场的最低标准！”
“梁副市长，咱们现在连一千米都没有！征地、拆迁、填海，哪样不要时间？哪样不要钱？”
“钱可以想办法，时间可以挤，但标准不能降！南鹏机场不是给咱们自己用的，是给全世界看的！跑道短一米，747就落不下来，国际航线就开不了！”
谢望城站在门口，敲了敲门框。争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转过头。梁副市长——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杆挺直的男人——眼睛一亮：“谢工！可算把你等来了！”
他大步走过来，握住谢望城的手，力道大得像钳子。“我是梁志刚，分管城建交通。这位是规划局的陈局长，这位是设计院的刘总工，这位是香港来的顾问李先生……”他快速介绍一圈，然后拉着谢望城走到图纸前，“来，你先看看这个。”
图纸是南鹏机场的总体规划图，比例尺1:5000。谢望城俯身细看：机场选址在珠江口东岸，三面环海，需要填海造地。一期规划一条跑道，航站楼面积五万平方米，年吞吐量设计为五百万人次。
“选址很好。”谢望城第一句话就让梁副市长松了口气，“三面环海，净空条件优越，噪音影响小。但——”他指着跑道延伸的方向，“这里，海床深度多少？填海工程量有多大？地质条件怎么样？有没有软土层？”
一连串问题，问得专业而尖锐。设计院刘总工赶紧翻开地质报告：“海床平均深度三到五米，局部有八米深沟。地质……有淤泥层，最厚处十五米，承载力很差。”
“十五米淤泥层……”谢望城眉头皱起来，“跑道沉降会是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运营几年后可能出现不均匀沉降，跑道表面起伏，影响起降安全。”
“所以我们建议，”香港顾问李先生用带粤语腔的普通话说，“先在软土区打砂桩，做预压处理。但这样工期至少延长八个月，成本增加百分之三十。”
“八个月等不起。”梁副市长斩钉截铁，“国务院要求八七年国庆前必须通航。现在已经是八五年六月，满打满算两年零三个月。征地、拆迁、填海、基建、设备安装……每个环节都要抢时间。八个月，我们赔不起。”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沉闷而有力，像这个城市的心跳。
谢望城看着图纸，脑海里快速运转。他在美国留学时，参观过旧金山机场的扩建工程——也是在湾区填海，也遇到软土问题。美国人的解决方案是……
“我们可以用‘动态置换法’。”他忽然说。
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在美国见过类似案例。”谢望城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图纸上画示意图，“不打砂桩，直接用大型振动锤，把粗砂和碎石‘振’进软土层。一边振，一边挤，把淤泥挤到旁边，形成密实的砂石柱体。这种方法速度快，成本只有砂桩的一半，而且处理后地基的均匀性更好。”
“技术成熟吗？”刘总工问。
“在美国已经应用了十年。关键设备是大型液压振动锤，国内……可能没有。”
“香港有。”李先生眼睛亮了，“英国公司在香港有分公司，可以租设备，也可以请他们的工程师来指导。”
“那就租！”梁副市长拍板，“谢工，这个方案，你来牵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接下来的三天，谢望城像上了发条。白天跑现场，跟着测量队下滩涂，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淤泥里走，采样，记录；晚上看资料，研究地质报告，计算填方量，优化施工方案。宿舍是市政府招待所的一个单间，简陋但干净，书桌上很快堆满了图纸和计算稿。
第四天，香港的设备到了——两台巨大的履带式振动锤，像钢铁怪兽，用拖车运到工地。随行的英国工程师叫戴维，四十多岁，红脸膛，说话直来直去。
“这种地质，振动置换的深度可能达不到设计要求。”戴维看了地质报告后摇头，“淤泥太软，振动能量会被吸收，传不到深层。”
“可以调整振动频率和振幅。”谢望城拿出他这几天的计算结果，“针对不同深度的土层，用不同的参数组合。浅层用高频低幅，快速密实；深层用低频高幅，保证能量传递。”
戴维看了看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曲线，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工程师，眼神变了：“你在哪里学的这些？”
“麻省理工。”谢望城简短回答，“硕士论文做的就是土动力学。”
“MIT……”戴维点点头，“那就试试你的方案。”
试桩从早上八点开始。巨大的振动锤启动时，整个滩涂都在震颤，泥浆像煮沸一样翻涌。谢望城和戴维站在安全区，盯着监测仪表——深度、频率、振幅、电流……每一项数据都要实时记录。
第一根试桩，深度八米，达标。
第二根，十米，达标。
第三根，十二米——在十米处卡住了，振动电流急剧上升，锤头不再下沉。
“遇到硬夹层了。”戴维判断，“可能是贝壳层或者碎石。”
“调整参数。”谢望城对操作员喊，“降低频率到25赫兹，增加振幅到15毫米，同时加大压力！”
操作员调整。振动锤发出低沉的咆哮，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仪表显示，锤头开始缓慢下沉：十米一，十米二，十米三……最终停在十一米五。
“还是没到设计深度。”刘总工担忧地说。
“但承载力可能已经够了。”谢望城让钻机在旁边取土样。取出来的砂石柱体，密实，均匀，用手指用力掐都掐不动。
“做静载试验。”戴维建议，“如果承载力达标，深度差半米可以接受。”
静载试验做了六个小时。结果出来：单桩承载力一百二十吨，比设计要求的八十吨还高出百分之五十。
“成了！”梁副市长拿到报告时，手都在抖，“工期可以缩短四个月！四个月啊同志们！”
当天晚上，市政府食堂加菜。简单的四菜一汤，但梁副市长把自己珍藏的一瓶五粮液拿了出来。“谢工，这第一杯，敬你。”他端着酒杯，“你这一来，不仅解决了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咱们中国人，能用自己的智慧，又快又好地建成国际一流的机场！”
酒很烈，谢望城一口闷了，辣得眼泪都出来。但他心里热。这种热，和在实验室里解出一道难题不一样，和在武陵山车间里完成一把精密刀具也不一样。这是一种更广阔、更扎实的热——看到自己的知识，变成图纸，变成方案，变成这个国家实实在在向前迈出的一步。
饭后，他一个人走到工地。夜色中的滩涂一片漆黑，只有几盏临时照明灯在风中摇晃。远处，深圳市的灯光连成一片，像洒在地上的星河。更远处，香港的灯火在山的那边闪烁，隔着一道浅浅的海。
他想起了父亲谢继远。这个时候，武陵山应该已经天黑了吧？父亲是不是还在车间里？那台德国五轴机床，应该已经完成第一批叶轮的试制了吧？小陈去德国学习，不知道适不适应……
两代人，两个战场。父亲在山里守护着中国工业的根基，他在特区开拓着通向世界的跑道。看似遥远，实则相连——没有山里那些精密制造的基础，特区的高楼大厦就是空中楼阁；没有特区打开的这扇窗，山里的好东西也走不出去。
手机响了——是那种砖头大的模拟信号大哥大，市里配的，为了方便联系。电话里传来侄子的声音：“小叔，我是明诚。”
谢明诚，大姐的儿子，去年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深圳，现在在市委信息中心工作。小伙子聪明，有想法，但有时候太激进。
“明诚，这么晚什么事？”
“小叔，我听说您在南鹏机场项目上，用了很多新技术。我这边在搞一个‘城市建设管理信息系统’，想跟您取取经……”
谢望城笑了。这孩子，总是能找到由头。但他心里是欣慰的——谢家的第四代，已经长大了，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
“明天吧，明天晚上我有点时间。你来我宿舍，咱们聊聊。”
挂掉电话，他继续往前走。脚下的滩涂，明年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平坦的跑道。飞机会在这里起降，连接中国和世界。
夜风吹来，带着海腥味和远处工地水泥未干的气味。谢望城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就是深圳。这就是一九八五年的中国。一切都在建设中，一切都在变化中，混乱，但充满活力；粗糙，但生机勃勃。
而他，谢望城，一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航空航天工程师，现在站在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这个时代，铺下一块坚实的路基。
远处，又一辆运送砂石料的卡车驶过，车灯划破黑暗。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而建设，永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