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日，冬至前夜。武陵山的气温骤降到零下五度，车间里那台老冰水机的压缩机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像一头患了哮喘的老牛。但比气温更冷的，是数控磨床操作台上那三根德国棒料的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20±0.5摄氏度，否则材料内部的残余应力会在精磨过程中释放，导致无法挽回的变形。
“温度19.8度，稳定。”小陈盯着屏幕，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白班工人八小时前就下班了，现在是夜班——不，是“特班”，专门为德国订单组建的特别班组，六个人，三班倒，机床二十四小时不停。
操作磨床的是王有才的大徒弟，赵建国。三十二岁，跟王有才学了十二年钳工，是厂里少数既懂传统手艺又能操作数控设备的年轻人。此刻他戴着手套——不是普通的棉手套，是薄羊皮手套，为了手感，又不能留下汗渍影响温度——手指悬在控制面板上方，像钢琴家在演奏前寻找感觉。
第一把正式拉刀的加工，已经进行了七天。粗磨完成，六面都留出了0.2毫米的精磨余量。今晚的任务是精磨第一面，目标精度：直径公差±0.0015毫米，圆柱度0.001毫米以内。
“开始吧。”谢继远站在监控台边，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铁板。
赵建国按下启动键。主轴加速到每分钟三千五百转——这是经过七天试磨找到的最佳转速，既保证切削效率，又避免砂轮过快磨损。立方氮化硼砂轮缓缓靠近工件，距离0.5毫米时，煤油冷却液开始喷射，在砂轮和工作之间形成一道淡蓝色的雾幕。
进给速度设定为每分钟4毫米。第一刀，切深0.002毫米。
砂轮接触工件的瞬间，车间里响起那种熟悉的高频“嘶嘶”声。监控屏幕上，切削力曲线平稳上升，在80牛顿的位置形成平台——这是经过优化的参数，保证切削力稳定，避免对工件产生额外的应力。
一切顺利。第一刀完成，检测：直径减少0.002毫米，圆柱度误差0.0005毫米。
“好。”小陈记录数据，“继续第二刀。”
第二刀，切深0.0015毫米。第三刀，0.001毫米……精磨就是这样，越到后面，切的越少，越要小心。就像攀登悬崖，离顶峰越近，每一步越要踩实。
凌晨一点，完成了十刀。直径已经从Φ18.200毫米磨到Φ18.180毫米，距离目标尺寸Φ18.180毫米只剩最后0.002毫米的余量。按计划，这0.002毫米要分四刀完成，每刀0.0005毫米——这是机床分辨率的极限，也是操作工手感的极限。
就在这时，冰水机报警了。
不是温度超标，是流量不足。老化的管道在某处结了冰，循环受阻。
“停机！”赵建国反应极快，在温度开始波动前就切断了砂轮进给。主轴空转，冷却液继续喷射，但流量只有正常值的三分之一。
王有才从休息室冲出来——他本来该睡觉，但根本睡不着。他蹲在冰水机前，耳朵贴在管道上听。“这里，”他指着一个弯头，“结冰了。得用热风枪吹。”
热风枪在库房，得去取。来回至少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里，工件温度会上升，砂轮空转会磨损，整个加工节拍会被打乱。
“用喷灯。”谢继远突然说。他从工具柜里拿出一把老式的汽油喷灯——那是焊接车间用来预热工件的，火焰温度可以到一千度。
“太猛了，会把管道烧变形。”王有才反对。
“不用直接烧。”谢继远把喷灯调到最小火焰，隔着半米远，对着那段管道缓缓加热。“热辐射，缓慢升温。小陈，监测管道温度，控制在50度以内。”
这是冒险。如果管道局部过热，可能爆裂。但也是唯一能在十分钟内解决问题的方法。
火焰在昏暗的车间里跳动，给每个人的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小陈盯着红外测温仪的读数：40度，45度，48度……在达到50度的瞬间，谢继远移开了喷灯。
“再听。”
王有才再次贴耳。几秒钟后，他抬起头：“通了。”
冰水恢复流动。但就这么一会儿，工件温度已经从19.8度上升到20.3度，超过了0.5度的允许波动范围。
“等温度降回去。”赵建国说。
“不能等。”谢继远看着墙上的钟，“温度降0.5度，至少要二十分钟。之后还要重新稳定半小时。耽误不起。”
他走到监控台前，调出温度补偿模型的界面。这个模型是小陈和望城合作开发的，能根据实测温度，反向计算热膨胀量，然后在数控程序中自动补偿。
“现在温度20.3度，比设定高0.3度。”谢继远快速输入参数，“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是11.5×10⁻⁶每度，300毫米长度，0.3度温差，膨胀量是……约0.001毫米。”
他看向小陈：“在下一刀的程序里，把进给量多加0.001毫米。用精度换时间。”
小陈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三十秒后，新的加工程序生成。
赵建国重新启动。砂轮再次靠近，这一次，进给量比原计划多了0.001毫米——肉眼不可见，但机床知道。
第四十一刀。切深本应是0.0005毫米，现在是0.0015毫米。
砂轮接触工件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稳的“嘶嘶”，而是略带颤动的“滋滋”。监控屏幕上，切削力曲线出现了一个尖峰——从80牛顿瞬间冲到95牛顿，然后又回落。
“砂轮可能崩了。”赵建国声音发紧。
“继续。”谢继远盯着工件，“只要切削力能稳定，就继续。现在停机检查，温度又变了。”
这是赌博。用可能损坏的砂轮，赌能完成这一刀。
砂轮继续前进。切削力在90牛顿附近震荡，但总体趋势稳定。三分钟后，这一刀完成。
立刻检测。千分表显示直径：Φ18.179毫米。比目标小了0.001毫米。
“超差了。”检测员的声音像在宣判。
车间里一片死寂。0.001毫米，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七十分之一，但在高精度加工里，这就是失败。
王有才走过来，没有看检测数据，而是俯身去看工件表面。他用手指——这次没戴手套，用指腹最敏感的皮肤——轻轻拂过刚磨过的表面。从左到右，一遍，又一遍。
“不是超差。”他突然说，“是千分表没校准。这里，”他指着一个位置，“有大约0.0003毫米的凸起。千分表的测头刚好压在这个凸起上，读数偏小了。”
“怎么可能？”检测员不服，“千分表我每天校准两次。”
“不是表的问题，是工件的问题。”王有才让赵建国把工件卸下来，平放在大理石检测平台上。他用一块天然油石——就是修轴承的那种——蘸上最细的研磨膏，在刚才磨过的表面，以画“8”字的方式，轻轻研磨。
动作极轻，极慢。十分钟后，他停下来，用航空煤油清洗干净。
“再测。”
重新装夹，千分表归零，测量。读数：Φ18.180毫米。
正好是目标尺寸。
所有人都愣住了。王有才解释：“精磨的最后阶段，砂轮磨损不均匀，会在工件表面留下肉眼看不见的‘高点’。这些高点只有零点几微米，但会影响测量。我用油石‘吻’一遍，把高点‘吻’平，真实尺寸就出来了。”
他用了“吻”这个字。不是磨，不是研，是吻。像对待最珍贵的东西。
谢继远长舒一口气：“继续。还剩三刀。”
凌晨三点，精磨第一面全部完成。最终检测：直径Φ18.180毫米，公差±0.0005毫米；圆柱度0.0008毫米；表面粗糙度Ra0.3。全部优于德国要求。
代价是：一片价值八百元的立方氮化硼砂轮，磨损超过百分之六十，只能再磨一个面了。而这样的面，还有五个。
“换砂轮。”谢继远说，“明天白天，第二面。”
但明天是冬至，按照厂里的传统，冬至这天食堂会包饺子，下午提前两小时下班，让家远的工人能赶回家吃晚饭。
“不休了。”赵建国说，“砂轮状态正好，换人换砂轮，手感要重新找。我连班。”
“我也连班。”王有才说，“砂轮安装的精度，我来保证。”
谢继远看着他们，没有说“辛苦”，只是点了点头。有些话，不用说。
凌晨四点，新砂轮安装完毕。王有才用自制的百分表工装检测砂轮的端面跳动：0.0005毫米。这是他手艺的极限，也是这台二手机床的极限。
第二面精磨开始。这一次，温度控制稳定，砂轮状态良好，一切顺利。到早上八点白班工人来接班时，第二面已经完成了一半。
但问题出现在白班。
接手的是另一位年轻工人，手艺也不错，但缺少赵建国那种连续工作十六小时后依然稳定的手感。第一刀就出了问题——进给速度调快了百分之五，导致切削力瞬间超标，在工件表面留下了一道极浅的划痕。
虽然只有0.0002毫米深，用放大镜才能看到，但按照德国标准，这已经是瑕疵。
“停车。”王有才叫停时，脸色铁青，“你知道这一刀废了什么吗？废了六个小时，废了砂轮寿命，废了……”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懂。废的是机会，是信誉，是“701”可能打开的国际市场。
年轻工人站在机床前，手在抖。“王师傅，我……”
“你去休息。”王有才的声音缓和下来，“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不该让你刚接班就直接精磨。”
他走到操作台前，亲自接手。但这时，问题更严重了——因为刚才的异常切削，砂轮边缘出现了一个微小的崩缺。继续使用，会在工件表面留下周期性的振纹。
“得修砂轮。”王有才说，“用金刚石笔，把崩缺修掉。”
修砂轮，又需要至少一小时。而且修过的砂轮，形状精度会下降，需要重新磨合。
时间在流逝。墙上的钟，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像在嘲笑他们的挣扎。
中午，食堂送来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热气腾腾。但车间里没有人去吃。饺子放在工作台上，慢慢变凉，油凝成了白色的脂。
下午两点，砂轮修整完毕。重新磨合花了半小时。然后继续加工——从早上八点到现在，六小时过去了，进度为零，反而倒退。
王有才的手开始发抖。不是紧张，是疲劳。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二十小时，中间只吃了两个冷包子。谢继远让他去睡，他摇头：“这把刀，我得亲手送它过最后一关。”
谢继远不再劝。他让食堂重新热了饺子，端到操作台边。“一边吃，一边干。我喂你。”
于是，在机床的嗡鸣声中，在煤油冷却液的雾气里，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个厂长，用筷子夹着饺子，喂给正在操作精密磨床的老师傅。饺子很烫，王有才吃得很快，几乎没嚼就咽下去，眼睛始终盯着砂轮和工作接触的那一点微光。
下午四点，第二面精磨完成。检测合格。但王有才倒下了。
不是晕倒，是腿软，站不住。连续二十四小时高强度工作，五十八岁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两个徒弟把他架到休息室，他躺在行军床上，眼睛还睁着：“第三面……晚上我自己来……”
“您别管了。”谢继远给他盖上大衣，“有我们。”
晚上六点，第三面精磨开始。这次是谢继远亲自操作。他不会磨床，但他懂原理，懂数据，更重要的是，他懂王有才——过去二十四小时，他一直在观察，在记录，在试图理解那种“手感”背后的科学原理。
他操作得很慢，但很稳。每一刀之前，都要看温度数据，看砂轮磨损数据，看上一刀的切削力曲线。他不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最稳”——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用最保守的参数，宁可慢，不能错。
凌晨十二点，第三面完成。合格。
凌晨四点，第四面完成。合格。
早上八点，第五面完成。合格。
冬至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车间里没有节日的气氛，只有机床永不停歇的嗡鸣，和煤油冷却液刺鼻的气味。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比节日更充实的东西——那种在极限状态下，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后的、疲惫但踏实的满足感。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第六面，最后一面。
这时，砂轮已经换上了第三片——也是最后一片。磨损达到了百分之四十。这意味着，这把刀完成后，剩下的四把刀，他们将没有可用的砂轮。
“香港那边，新砂轮什么时候到？”谢继远问。
“最快也要一周。”陈德海回答，“而且外汇用完了，得等武汉的货款到账。”
也就是说，这把刀完成后，生产要停一周。
“那就让这一把，必须成功。”谢继远说。
最后一面精磨，由赵建国操作。他休息了八小时，状态恢复。但压力也更大了——这是最后一面，是决定成败的一面。
砂轮状态不好。磨损不均匀，导致切削力波动。赵建国不得不把切深降到0.0003毫米——这是机床分辨率的下限，再小，进给系统就无法精确控制了。
一刀，又一刀。每一刀都要监测，都要调整。进度慢得像蜗牛爬。
下午三点，距离目标尺寸还有最后0.0005毫米。按计划，这需要两刀完成。
但这时，砂轮磨损报警了——监控系统预测，以当前状态，砂轮最多还能坚持三分钟的有效切削。
三分钟，不够两刀。
“改计划。”谢继远当机立断，“最后一刀，切深0.0005毫米，一次到位。”
这是冒险。0.0005毫米的切深，对这台二手机床来说，是精度的极限。任何微小的振动、温度波动、甚至电网电压的起伏，都可能导致超差。
但没有选择了。
赵建国深吸一口气，输入新的参数。砂轮启动，缓缓靠近。
这一次，车间里安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跳。机床的嗡鸣、冷却液的流动、甚至通风管道的震动，都被放大了。
砂轮接触工件。切削力曲线平稳上升，在75牛顿处稳定。一切正常。
突然，车间外传来刺耳的汽笛声——是山外矿区的火车，每天这个时间经过。汽笛声穿透车间的墙壁，引发了轻微的共振。
切削力曲线猛地一跳，冲到85牛顿。
“停！”小陈喊。
但赵建国没有停。他的手在操作面板上飞快移动，在0.1秒内，把进给速度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切削力曲线回落，稳定在80牛顿。
他凭的，是直觉。是这七天，几百个小时站在机床前，形成的肌肉记忆。
三分钟后，最后一刀完成。
关机，卸活，清洗，检测。
千分表的指针缓缓移动，停在某个刻度。检测员看了三遍，然后抬头，声音哽咽：“直径Φ18.180毫米，公差……±0.0003毫米。圆柱度0.0006毫米。全部……全部优于德国标准。”
没有欢呼。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站着，看着那把躺在检测平台上的拉刀。六面光洁如镜，在日光灯下泛着青灰色的冷光，刃口是一条笔直得让人心悸的线。
王有才从休息室走出来，走路还有些晃。他走到拉刀前，没有用任何仪器，只是伸出食指，用指腹轻轻滑过每一个刃面。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像在抚摸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谢继远，笑了。那笑容疲惫，但干净，纯粹。
“成了。”他说。只有两个字，但重如山。
窗外，武陵山的夕阳正缓缓沉入群山。金红色的光，透过车间的窗户，照在那把拉刀上，给它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
第一把刀，成了。代价是：四片砂轮，七天七夜，所有人的极限。但成了。
路还长。还有四把刀，还有无数未知的挑战。但第一把刀的光芒，会照亮后面的路。
谢继远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
“望城，”他说，“第一把刀，成了。精度比德国要求的，还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望城的声音，也有些哽咽：“爸，辛苦了。数据……数据都存下来了吗？”
“存了。每一刀，每一个参数，每一次调整，都存了。”
“好。这些数据，比刀更值钱。”
挂掉电话，谢继远走出车间。外面的空气清冽，带着松针和雪的味道。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痛肺叶，但也让人清醒。
远处，武陵山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而车间里，那把刚刚诞生的拉刀，在灯光下静静地躺着，像一个沉默的宣言。
我们能做到。用最有限的资源，用最笨拙也最聪明的方法，做到世界级的精度。
这就是“701”。这就是中国工业在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