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的武陵山起了罕见的平流雾。白色的雾霭不是从谷底升起，而是像潮水般从山脊漫下来，淹没了厂房、烟囱、厂区道路，把整个“701”厂裹进一片柔软的乳白里。能见度不足二十米，车间的灯在雾中晕开一圈圈朦胧的光晕，像漂浮的岛屿。
谢继远站在厂区门口的石阶上，看着手表：七点四十分。按昨天的通知，外商考察团应该在八点前抵达。但这样的雾天，盘山公路会封路。
“电话打不通。”陈德海从办公楼跑出来，手里拿着话筒，“总机说山外段能见度太低，所有车辆禁行。考察团可能被困在半路了。”
“等。”谢继远只说了一个字。他没有回办公室，就站在石阶上等。军大衣的领子很快被雾打湿，结成细小的水珠。远处传来早班工人走向车间的脚步声，那声音在雾中被吸收、变形，变得遥远而不真实。
七点五十五分，雾突然薄了一些。不是散开，是风从某个山口吹进来，把雾撕开一条缝隙。就在那条缝隙里，两辆丰田考斯特中巴车的轮廓隐约显现——不是从山下来的方向，是从山的另一侧，那条几乎废弃的老战备公路。
车停稳。车门滑开，先下来的是省国防工办的李处长，接着是六七个人：有穿西装的，有穿风衣的，还有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拿着照相机的记者。最后下来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外国人，金发，蓝眼睛，裹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
“谢厂长！”李处长快步走过来，握了握手，“这位是德国克劳斯公司的代表，汉斯·穆勒先生。这位是《工业技术》杂志的刘记者，这位是省电视台的王记者……”一一介绍完，他压低声音，“老谢，穆勒先生是临时要求改道的。他说想看看‘真正的中国工厂’，不想看那些安排好的参观路线。”
谢继远点点头，转向穆勒，用简单的英语说：“欢迎。雾大，路不好走。”
穆勒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但很清晰：“雾很美。这样的天气，工厂还在生产吗？”
“在。”谢继远转身，“请跟我来。”
考察团跟着他走向三号车间。雾还在流动，在厂房之间形成乳白色的旋涡。车间的门打开时，里面明亮的灯光和外面迷蒙的雾形成强烈反差，像从一个世界跨进另一个世界。
车间里已经准备就绪，但不像有些参观接待那样刻意打扫得一尘不染——地面有油渍，墙角堆着待处理的铁屑，工具车上散落着使用过的刀具和量具。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该操作的照常操作，该测量的照常测量，只是在领导进来时，会停下手中的活，站直，点头致意。
这是谢继远特意交代的：“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咱们不是展览馆，是工厂。”
穆勒的眼睛很锐利。他没有马上去看那台崭新的CK6140数控车床，而是先走向车间深处那排老式皮带车床。他在一台C620前停下，看着车床上方挂着的工位牌：“王有才，钳工八级。四十年工龄。”
工位牌下面，是王有才的工具箱。盖子打开着，里面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刮刀、扳手、榔头、千分尺……每一件都擦得干净，但都有使用过的痕迹，像老兵身上的伤疤。
“能看看吗？”穆勒问。
谢继远示意可以。穆勒拿起那把老刮刀，在手里掂了掂，又用手指摸过刀身——不是刀刃，是刀身，感受那些因为长期手握形成的细微凹陷。
“好刀。”他忽然用中文说，虽然发音生硬，但意思明确，“手，和刀，长在一起了。”
王有才就站在不远处。他没有上前，只是看着这个外国人摆弄他的老伙计。穆勒放下刮刀，走到王有才面前，伸出手：“您就是王师傅？”
两人握手。穆勒的手掌宽厚，但皮肤光滑；王有才的手粗糙，布满老茧和油污。握在一起，像两种文明的接触。
“我听说了您的事。”穆勒说，“把四十年的手感，变成计算机的数据。这很了不起。在德国，我们也有这样的老师傅，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么做。”
“不是我想的。”王有才实话实说，“是我儿子，还有谢厂长的儿子，他们弄的。我就是一个干活的。”
穆勒笑了：“干活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转身对随行的翻译说了几句德语，翻译转述：“穆勒先生想看看，您是怎样工作的。不是表演，是真实的工作。”
王有才看向谢继远。谢继远点头。
于是，一次计划外的演示开始了。没有提前准备，王有才走到C6160前——那台昨晚刚完成最后一根丝杠的老伙计。机床上还夹着一根试棒的毛坯，是平时用来训练新工人的。他启动机床，拿起一把普通的外圆车刀，没有用任何测量仪器，开始车削。
主轴转速调到300转，进给手轮匀速转动。车刀接触工件，铁屑呈暗红色卷出。王有才的眼睛盯着刀尖，耳朵听着切削声，左手偶尔微调一下纵向进给手柄——那动作小到几乎看不见，但工件表面的光洁度在肉眼可见地提升。
十分钟后，他停车，卸活。工件直径Φ40毫米，长度150毫米。他没用千分尺，而是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副老旧的卡钳，卡在工件两端，然后用外径千分尺测量卡钳的开度——这是老钳工在没有精密量具时的土办法。
“多少？”穆勒问。
王有才报数：“40.02毫米。”
穆勒让随行人员拿出他们带来的瑞士产数显千分尺。测量结果：40.018毫米。
误差0.002毫米，在普通车床的手工加工中，这几乎是神话般的精度。
车间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穆勒鼓掌。先是轻轻的，然后用力。他走到王有才面前，再次握住他的手：“您这双手，是国家级文物。”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王有才自己都不知该怎么回应。
参观继续。来到CK6140数控车床前，气氛变了。这里是小陈的主场。年轻的技术员已经准备好全套的数字化展示系统：大屏幕上，三维模型实时显示加工过程，旁边是切削力、温度、振动等参数的曲线图，还有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质量预测模型。
穆勒看得很仔细。他不懂中文，但看得懂图表和数据。他问了很多专业问题：算法的原理是什么？数据采集的精度如何？模型的可迁移性怎么样？小陈一一回答，有些术语需要翻译，但那些图表和曲线是通用的语言。
“你们这个系统，”穆勒最后说，“和德国最先进的工厂相比，硬件有差距，但思路很先进。你们用很有限的资源，做了很有价值的事。”
这句话，被旁边的记者记了下来。
上午十点，考察团来到会议室。桌上已经摆好了二十根丝杠的检测报告，还有七天来积累的所有过程数据——厚厚三大本，每本都有几百页。
穆勒没有马上看报告，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谢厂长，我很好奇。在加工过程中，当数控程序预测的精度和老师傅的手感判断出现冲突时，你们听谁的？”
这个问题很刁钻。所有人都看向谢继远。
“听数据的。”谢继远回答，“但数据要包含手感。”
他翻开其中一本数据记录，指着一页：“比如这里。十一月十九日凌晨，加工第十二根丝杠时，数控系统的振动传感器显示一切正常，但王师傅听到主轴声音有细微异常。我们临时停车检查，发现是主轴轴承润滑不足，初期磨损。如果等到传感器报警，可能已经晚了。”
他又翻到另一页：“还有这里。加工第十八根时，温度场仿真显示工件应该冷却三十分钟，但李师傅凭经验说，这批材料淬火不均匀，要冷却四十五分钟。我们按他说的做了，后来检测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只冷却三十分钟，工件的残余应力会导致后期变形超差。”
穆勒认真地看着那些记录，不时让翻译解释细节。最后他合上本子：“所以，你们的‘数字化’，不是用计算机取代人，是用计算机扩展人的能力。”
“对。”谢继远说，“老师傅的经验是不可替代的财富。但经验有局限——它存在个体脑子里，传递困难，还会随着人退休而消失。我们要做的，是把经验从个体的大脑里，提取出来，变成全厂的、甚至全国的共享资源。”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雾正在散去，阳光开始透进来，在会议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穆勒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谢厂长，我们克劳斯公司，正在寻找亚洲的精密加工合作伙伴。原本我们考察的是上海、沈阳的几家大厂。但今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们的一个样品——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榫槽拉刀。材料是高温合金，精度要求0.003毫米，表面粗糙度Ra0.4。德国的报价是每把八千马克，交货期三个月。如果你们能做，并且能达到要求，我们可以先订五把试单。”
他把文件推过来。上面有详细的图纸和技术要求，全是德文，但那些精度数字和公差符号是国际通用的。
谢继远接过文件，没有马上看，而是递给旁边的技术科长老周。老周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几分钟，然后抬头：“材料我们有类似的处理经验，精度……用数控磨床加上手工研磨，理论上可以做到。但检测设备，我们达不到这个级别。”
“检测我们可以提供。”穆勒说，“如果合作达成，我们可以借给你们一台德国产的激光干涉仪，用于过程检测。但加工，必须你们自己做。”
这是一次赌博。如果接下这个试单，做好了，就可能打开德国高端制造市场；做不好，不仅损失时间和材料，还会砸了刚建立起来的声誉。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谢继远。
他看向老周，老周缓缓点头——那是技术上的认可；他看向陈德海，陈德海握紧了拳头——那是管理上的决心；他看向窗外的车间，那里，王有才和工人们还在忙碌。
“我们接。”谢继远说，“但交货期，我们需要四个月。第一批五把，我们要用最慢、最稳妥的方式做。我们要采集全过程数据，建立完整的工艺数据库。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学习。”
穆勒笑了：“很好。我就喜欢这样的态度。价格方面，我们可以按德国报价的百分之六十——每把四千八百马克。但质量，必须完全达标。”
他站起身，再次和谢继远握手：“谢厂长，您和您的工厂，让我看到了中国工业的另一面——不是那些高楼大厦里的现代化工厂，而是大山深处，用智慧和坚韧，走出一条独特道路的工厂。这很宝贵。”
考察团在厂里吃了午饭——食堂的普通工作餐，四菜一汤，用铝制餐盘盛着。穆勒吃得很香，说这让他想起年轻时在德国工厂学徒的日子。
下午两点，考察团离开。雾已经完全散了，武陵山在清澈的阳光下，显出深秋特有的斑斓色彩：墨绿的松，金黄的银杏，火红的枫，层层叠叠，像一幅巨大的油画。
送走客人，谢继远没有回办公室。他一个人走到厂区后面的小山坡上——那里能看到整个厂区的全貌。苏式厂房像积木一样排列，烟囱冒着白烟，车间里隐约传来机床的轰鸣。
他想起三十八年前，第一次看到这片山谷时的情景：荒山野岭，只有几间茅草屋。父亲谢文渊的战友——那位带他来的老红军说：“继远，就在这里，给新中国建一座不会被打垮的工厂。”
现在，工厂还在。但它面对的敌人，不再是飞机的轰炸，而是时间的冲刷、技术的迭代、市场的选择。
手机响了——是望城从北京打来的。
“爸，考察怎么样？”
“接了新单子。德国的，航空发动机刀具，精度0.003毫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能做吗？”
“能做。”谢继远说，“用数控加手工，用数据加经验。就像你说的，边缘创新。”
“需要什么支持？”
“需要更精细的材料分析数据，需要高温合金的切削参数模型，需要……”谢继远顿了顿，“需要时间。四个月，我们要磨五把刀。不是挣钱，是挣未来。”
“明白了。”望城说，“我这边立刻开始准备。另外，所里领导听说你们的情况后，决定把‘工业经验数字化’项目升级为部委重点课题。以后会有更多资源支持。”
挂掉电话，谢继远在山坡上又站了很久。风吹过，满山的树叶沙沙作响，像在低语。
他忽然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一句话，写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建设新中国，不只要在城市建高楼，更要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种下工业的种子。这些种子可能很小，可能藏在深山里，但只要活着，就会发芽，会长大，会连成一片森林。”
现在，他理解了。
“701”就是这样一颗种子。在武陵山的深处，在变革的时代，用最笨拙也最聪明的方式，活了下来。而且，开始发芽。
山下，车间的门开了。工人们下班，蓝色的工装汇成一条河流，流向宿舍区。王有才走在最后，背微微佝偻，但脚步稳健。
谢继远走下山坡。他要去找王有才，告诉他德国订单的事，告诉他，他那双“国家级文物”的手，又要迎接新的挑战了。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厂区的水泥地上，像两棵并肩生长的老树。
而山的另一面，雾已经完全散了。能看见更远的山，更高的天，和一条蜿蜒的、通向山外的路。那条路，他们刚刚迈出了一步。
还有很远，但毕竟，路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