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2月初的一个早晨，莫斯科。
普列恰斯坚卡街靠近沃斯克列先斯基小巷的一处老贵族宅邸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坐在餐室的长桌前。
他已经54岁了，依然起得很早。
此时窗外的天色刚亮，庭院里积了厚厚一层雪，壁炉里的柴火噼啪响着，把暖意传到屋子的每个角落。
托尔斯泰的早餐很简单：黑面包、黄油、蜂蜜、煮鸡蛋，还有一壶热茶。
他吃得快，心思也不在食物上，而是认真翻看手边那一迭报纸——
这些是刚从欧洲寄来的，通过最快的邮政，和当地的发行时间差不了几天。
他先翻了翻英国的《泰晤士报》，扫了几眼政治评论，眉头皱了皱，放到一边。
又拿起《旁观者周刊》，看了几段关于宗教和社会的争论，也没太入心。
他最近心思重，总在琢磨自己的事，《忏悔录》刚写完，心里那股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还没平息。
他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人，急需找到方向。
然后，他拿起了法国的《费加罗报》。
这份报纸他常看，尤其是文学副版，毕竟法国的文坛总是热闹，新思潮、新作家，层出不穷。
这两年出的那个“莱昂纳尔·索雷尔”就很有意思。
虽然他对法国文学的浮华常有批判，但他得承认，那里是欧洲思想的前沿，他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他翻开副刊版，目光扫过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标题，忽然，他的视线停住了。
版面上有个陌生的名字——“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这个名字上顶着一篇短篇，标题是《小公务员之死》。
这肯定是个俄国名字，错不了。
可一个他听都没听过的俄国作者的，怎么会出现在《费加罗报》上？还是头版文学副刊的位置？
他再一看，译者署名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托尔斯泰的眉毛扬了起来，要知道屠格涅夫身体很差，去年甚至已经无法再回俄国来了。
他怎么会有闲心，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俄国作家当起翻译来了？还推荐到了《费加罗报》上？
托尔斯泰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放下手里的茶杯，往前凑了凑，开始读这篇《小公务员之死》。
故事不长，讲的是一个叫切尔维亚科夫的庶务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一位将军身上。
他吓坏了，生怕得罪了大人物，于是三番五次地去道歉。
将军一开始没在意，后来被这没完没了的道歉弄烦了，呵斥了他。
结果这小公务员回家后越想越怕，竟然在极度的恐惧和焦虑中死了。
托尔斯泰读得很快，读完后又翻回去，仔细看了看几个段落。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却动了一下。
这篇，有点意思，篇幅很短，但充满力量。
作者用了一种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把一个芝麻大的小事，写成了压垮一个人的全部重量。
那种对权力的恐惧，对等级的畏惧，小人物的卑微和战栗，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托尔斯泰自己写过农奴，写过贵族，写过平民，写过将军，写过战士，写过寡妇……
但他很少用这么集中的笔墨，去刺穿一个如此卑微的灵魂，把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展现给读者。
而且，这篇的叙述口吻很冷静，没有多余的同情，没有煽情的感叹。
它就是平静地把一个可怜虫的崩溃过程摊开给你看，甚至带着点幽默。
你笑他滑稽，笑他小题大做，可笑着笑着，心里又有点发凉。
托尔斯泰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焰。
他想到了自己最近在写的《忏悔录》，想到自己苦苦追寻的“生命的意义”。
和这篇比起来，自己的追问当然宏大得多，但这篇小得像根针，扎得人生疼！
它不讨论上帝，不讨论永恒，它只讨论一种恐惧，一种在俄国无处不在的恐惧，一种足以扭曲灵魂的恐惧。
他不得不承认，这篇的作者根本不像个新手，倒有点像那个法国的莱昂纳尔·索雷尔，尤其是那篇《老卫兵》。
而且，屠格涅夫愿意翻译它，这说明什么？屠格涅夫眼光有多高，托尔斯泰是知道的。
托尔斯泰又拿起报纸，看了看《费加罗报》对这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简介。
简介很短，只说是一位年轻的俄国作家，目前在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
还是个医学生？托尔斯泰更诧异了，一个学医的年轻人，能写出这种东西？
更让他吃惊的是报纸边上的预告：《费加罗报》文学副刊将在未来一周内，连续刊载这位安东·契诃夫的短篇作品。
一周？整整一周？托尔斯泰知道《费加罗报》在法国、乃至在全欧洲的分量。
用整整一周的宝贵版面，去力推一个俄国的无名作者？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费加罗报》的主编疯了吗？
托尔斯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屠格涅夫在背后使劲，他就爱干这种事——可很快就觉得自己这个念头可笑。
屠格涅夫在法国确实名声很大，但是一个俄国作家绝不至于能这么深刻地影响《费加罗报》。
托尔斯泰扬声叫来了自己的管家，指了指报纸上那个名字：“去，打听一下这个‘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看看他到底是谁，住在莫斯科哪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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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报纸，此刻也正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人士拿在手中。
阅读法国报刊的是他们共同的习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在法语之后才学会了俄语。
于是，同样的震惊，正在不同的客厅、书房和俱乐部里，悄然发生。
圣彼得堡，涅瓦大街旁的一处豪华公寓。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梅谢尔斯基公爵放下手里的《费加罗报》，他的胖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是知名的保守派评论家，沙皇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一向厌恶那些批判现实的文学，认为过于“西化”。
他嘴上嘟囔着：“荒谬！低级！”但又忍不住把那段《小公务员之死》看了一遍。
他必须承认，这故事写得太毒辣了！那个小公务员的丑态，简直是对帝国官僚体系的亵渎！
一个俄国人，写出这种东西，还被法国人大肆宣扬？
梅谢尔斯基公爵恨恨地吐出这个名字：“屠格涅夫！”
又是这个老自由派！自己躲在法国，还不忘给国内输送这些“精神毒药”！
他必须得写篇文章，揭穿这种文学的危害性，要提醒善良的读者们警惕这种来自法国的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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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特维尔大街附近的文学俱乐部。
几个常聚在这里谈论文学和时政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围着一份《费加罗报》激动地争论着。
他们大多出身精英家庭，甚至有贵族的头衔，但都对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监视中感到窒息。
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挥舞着报纸：“看到了吗？《费加罗报》，整整一周！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欧洲认可了我们俄罗斯文学的新声音！”
另一个留着胡须的人感慨：“切尔维亚科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
在权力面前，我们不就是那只瑟瑟发抖的虫子吗？”
第三个人脸上带着崇拜补充：“关键是屠格涅夫先生翻译的！连屠格涅夫先生都赏识他，肯定是个天才！”
有人提议：“打听一下，他不是莫斯科大学的吗？也许我们能认识他，邀请他来谈谈！”
众人纷纷附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契诃夫，像一束光，照亮了他们沉闷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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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冬宫附近的一所豪华宅邸，铺满了毛皮、丝绸和天鹅绒的起居室里。
娜杰日达·菲拉雷托芙娜·冯·梅克，一位以资助柴可夫斯基闻名的富有寡妇，此刻正靠在舒适的躺椅上。
她的身体不太好，但每天依旧坚持阅读，尤其是那些外国报纸。
冯·梅克夫人也看到了那个名字和那篇。她读得很慢，很仔细。读完，沉默了很久。
她不是文学评论家，但她有极好的艺术鉴赏力。这篇短小的故事，打动了她，不是以情感，而是以真实。
她想起了生意场上，一见到自己就战战兢兢的小职员；
也想起了社交场上，一站到权贵面前就唯唯诺诺的小人物。
她轻声念着这个名字：“安东·契诃夫……还是个医学生……难怪……”
她注意到译者是屠格涅夫，这增加了她的兴趣。屠格涅夫是真正的文学大师，他的品味毋庸置疑。
连续一周刊登作品，意味着《费加罗报》极其看好这个年轻人，他或许真的要一举成名了。
她资助艺术家，让柴可夫斯基成为了她的骄傲——那么，何妨再资助一位大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呢？
总归不过是再花上几万卢布，让那些势利眼的书商不要刁难他而已。
她很快叫来了自己的首席女仆，让对方打听一下这位契诃夫的情况，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
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又是在俄国，坚持写作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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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个名字，就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众多“大人物”们，牢牢地记住了。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巴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个名字，早已经席卷文坛，成为一股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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