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走廊里只有应急灯昏黄的光晕。我比起床铃早了整整半小时醒来。
不是被惊醒，是自然醒的。身体依旧酸痛，但黑屋留下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和虚脱感，似乎被昨夜一场无梦的深眠驱散了不少。
心脏在胸腔里平稳地跳动，一下，一下，带着一种陌生的、冰冷的力度。
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
刘梅还在沉睡，眉头微蹙。
其他铺位传来沉滞的呼吸。空气浑浊。我端起自己的盆，走到宿舍角落那个锈迹斑斑、水压小得可怜的水龙头下，用昨晚省下的一点冷水，快速擦洗了脸和脖子。
然后，我回到自己铺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
是刘梅的。昨天她偷偷塞给我的，里面有一小截用得快没了的眉笔，一个干瘪的、颜色俗艳的口红小样，还有一小瓶廉价的、香味刺鼻的花露水。
我借着门缝透进的微光，对着墙上那块布满划痕、勉强能照出人形的破旧不锈钢板，开始化妆。
我动作笨拙。眉笔画得歪歪扭扭，口红涂到了唇线外面。
镜子里的人脸很白，眼眶下有浓重的青黑，但两颊被我用口红稍稍晕开，制造了一点可疑的“气色”。
最后，我拿起那瓶花露水，犹豫了一下，在耳后和手腕内侧，极其吝啬地喷了一丁点。
刺鼻的、廉价的百花香味瞬间扩散开来，勉强盖过了身上残留的馊味。
我看着镜子里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江媛。二十三岁。来这里一百八十多天。被打过，关过，直播过，被男人压在身下过，最好的朋友死在隔壁黑屋。
现在，她涂着劣质口红，喷着刺鼻香水，站在黎明前最晦暗的光线里。
我扯了扯嘴角，镜子里的人也扯了扯嘴角。不是一个笑容，是一个准备进入角色的、冰冷的弧度。
够了。
我收起东西，穿上那套相对干净的运动服，悄无声息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没有去业务室，而是在空旷的、回荡着我独自脚步声的走廊里，慢走了两圈。
晨间的空气带着凉意，吸入肺里，清醒着头脑。我需要这个独处的时间，需要这个仪式，来确认接下来的每一步。
当起床铃尖锐地撕裂清晨的寂静时，我已经站在了业务室门口。我是第一个进来的。
王强端着保温杯进来时，看见我已经坐在工位上，似乎有些意外，挑了挑眉，但没说什么。他照例开早会，咆哮，训斥，目光扫过台下，在我刻意挺直的背脊和脸上停留了半秒，嘴角似乎撇了一下，不知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
工作开始。
我戴上耳机，今天的声音，刻意调整过。不像昨天那样沙哑柔弱，而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努力后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因为“今天特意打扮过”而产生的微弱自信。
话术依旧流畅，但多了一点不易察觉的、钩子般的黏性。
“阿姨，您别急，我知道您担心儿子……我们这个助学计划，名额真的有限，但我看您这么不容易，我……我尽量再帮您向领导申请一下试试看？”
“李总，您说得对，风险是大。但富贵险中求啊，而且这次内幕消息的来源非常可靠，我私下跟您透个底，我自己也准备跟投一些……对，就今天下午截止。”
中午休息时，我看了一眼老陈的工位。
空的。没有人提起他，就像他从未存在过。那个秃顶、口臭、曾用枯瘦的手撕开我衣服的老男人，大概已经沉在了水牢底部；
或者变成了“医疗中心”单据上一个冷冰冰的编号。我心里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虚无的涟漪，说不清是快意还是别的什么，随即被更冰冷的情绪覆盖。在这里，消失是常态。
下午，我继续着这种精密而稳定的表演。
刘梅的状态却越来越差，她打电话的声音发虚，频繁被挂断。我能感觉到她的恐慌，像无形的波纹在空气中扩散。
晚上十点，宣判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