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到站，车门“哧”地一声打开，刘海拎着帆布包跳下来。风比白天大了，吹得裤脚贴在腿上一扇一扇。他把包往肩头提了提，里面那本稿子边角已经有点翘起，封面的瓜子油印还在，擦不掉，也没再擦。
他没回宿舍，先去了自习室。
灯管闪了两下才亮全，屋里空荡荡，只有后排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在背英语。刘海摸出地图铺在桌上，用铅笔把昨天去过的四家出版社圈上叉，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出版通讯录》复印件，对照着在城西画了五个红圈。明天一早坐五路车，能串起三家。
他撕下半张草稿纸，写了个行程表：七点出门，九点前到第一家；午饭不回校，在街边摊买烧饼对付；下午跑剩下两家，天黑前赶回来。写完看了眼表，十一点零七分。他合上地图，把稿子抽出来翻到扉页，那行字还在：“献给所有记得与不曾记得的人。”
他盯着看了三秒，收回去，装好包，走了。
第二天清早食堂门口，他买了两个素菜包揣兜里，骑上自行车就出发。第一家是市青年文艺社，藏在一条窄巷子里，门牌被藤蔓盖了一半。他敲了十分钟门没人应，从门缝往里看，地上堆着几摞退稿信，落了灰。他把样章和自荐信塞进门缝，拍了拍手，走人。
第二家是省职工文学杂志社，在工人文化宫二楼。编辑是个秃顶中年人，戴着老花镜翻了两页，摇头。“题材太沉。”他说，“我们这儿发的都是先进工作者故事，你这个……谁关心一个普通工人怎么熬日子？”
“可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刘海说。
“真实也不一定受欢迎。”编辑把稿子推回来，“要不你改改，加点戏剧性？比如主角突然被领导赏识，一路提拔？”
刘海没接话，收起稿子转身就走。
第三家最远，在城北郊区。他到的时候快一点了，肚子饿得发紧。杂志社倒是有人，但只收通过**推荐的稿件。他问能不能破个例，对方笑了一声：“小伙子，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他站在楼道口啃冷烧饼，风吹得纸袋哗啦响。吃完把渣子拍干净，从包里摸出半导体收音机，拧开旋钮。滋啦滋滋啦，杂音里冒出一个女声：“……欢迎收听《文化之声》，今天我们请到了省**会员张老师，谈谈青年写作的方向问题……”
他靠墙蹲下，耳朵贴着喇叭，一边听一边拿铅笔在手册空白处记关键词：青年作家培训班、投稿指南、读者来信栏目。
傍晚回到学校，他在图书馆抄了三份三千字摘要，标题写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十年》。字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刻的。抄完已是晚上九点，他把一份寄给了《中国青年报》读者来信组，一份寄《文艺报》，第三份留着备用。
第四天，他去了省邮电局。
门前有块水泥板砌成的公告栏，上面贴满了寻人启事、租房信息、二手自行车转让。他掏两毛钱买了张贴许可，挑了个最显眼的位置，把那份摘要贴了上去。抬头写着：“寻出版合作——一位普通人的十年实录，诚邀有识之士共议出版可能”，底下留了笔名“江流”和学校信箱编号。
贴完退后两步看了看，风把纸角吹起来一点，他掏出胶带又压了压。
第五天开始，他每天睡前做三件事：翻一遍《机械制图手册》最后一页，看一眼“再试五家”；检查信箱有没有来信；坐在桌前写当天日记。日记不长，就几句话：“跑了两家，无果。广播听了，记了三个地址。摘要已贴出，等消息。”
第六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空教室里，手里抱着稿子，火柴一划，纸页烧起来。火光映着母亲的脸，她没说话，只是摇头。他猛地惊醒，枕头湿了一片，窗外月光照在书桌上，稿子静静躺在那儿，一页没少。
他坐起来，没开灯，摸黑把《手册》翻出来，铅笔尖已经钝了，他在“再试五家”下面补了一句：“哪怕只剩一家肯看，我也要送。”
第七天中午，他路过公告栏，发现自己的启事旁边多了一张新纸条，写着“招工：汽修厂学徒，包吃住”。他盯着看了会儿，没动，也没走。直到一个穿蓝工装的老头路过，停下脚步看了看他的启事，嘀咕一句：“现在还有人写这种东西？”
刘海转头看他。
老头摆摆手：“不容易啊，写了就得让人看见。”说完走了。
他没追上去问，但那天下午，他又去打印了五份摘要，一份贴在市图书馆布告栏，一份贴在工人俱乐部，剩下三份分别寄给之前广播里提到的三个写**会。
第八天，他收到一封回信。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盖着本市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横线纸，字迹潦草：“看到你在邮电局贴的东西。你写的不是书，是命。别停。”
他把信读了三遍，折好塞进《手册》里，夹在“再试五家”那页。
第九天，他照常去查信箱。空的。但他还是把最后一份摘要誊抄了一遍，装进信封，写好地址——这次是《工人文艺》编辑部。他把信放在桌上，准备第二天寄。
宿舍灯关了，他躺在床上，手里还捏着那支钝铅笔。窗外风不大，树枝影子晃在墙上，像老式仪表盘的指针。他闭上眼，没睡着。
他知道，信号已经发出去了。
有些声音，迟早会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