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则是“调虎离山”。
在鼓吹封王留镇的同时，刘秉忠等人暗中串联兵部、五军都督府中与其交好的官员，以“京师乃天下根本，京营精锐不可久悬于外，空虚防务”为由，推动朝廷下旨，要求杨博起“体恤朝廷难处”，将大部分随他出征的京营精锐，交由副将先行带回京城驻防！只留下边军和部分伤员“协助防守宣府即可”。
此计若成，杨博起手中最锋利的刀子便被抽走，北伐的核心力量瞬间被掏空，所谓“永镇北疆”便成了无牙老虎坐困边城，随时可能被也先反噬，或是被朝廷一道旨意轻松拿捏。
冯子骞在信中写道：“刘秉忠之流，其心可诛。表面捧杀，实为孤立；名为体恤，实为削权。”
“此议在朝中颇有市场，盖因督主此番功绩太大，已令勋贵忌惮，文官侧目，军中亦有惧功高不赏者暗怀心思。”
“太后与陛下，初闻捷报，喜悦不胜，然连日来此等议论盈庭，恐已生疑虑不安……”
沈元英的信则更具体，列出了几位跳得最欢的官员名单，并提及：“太后近日召见阁臣，问及北疆事及督主归期，言语间似有犹疑。陛下年幼，多听太后与阁臣之议。”
“东厂在京虽力压流言，然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此等阳谋，借大义名分，最难化解。督主宜早作绸缪。”
两封信的最后，都附有一封来自沈太后的密信抄本，语气温和关切，先是褒奖战功，问候辛劳，随后委婉问及“凯旋事宜是否已定？京中军民翘首以盼，陛下亦思见九千岁”，并提及“朝中有议，京营久出，于制不合，且边塞苦寒，将士思归，九千岁或可酌情，先遣部分精锐回京休整，以安人心”。
杨博起将太后的密信看了两遍，搁在一旁。
小皇帝和沈太后，一个年幼，一个深宫妇人，见识有限，容易被朝臣鼓动。
他们感念自己的救驾、治国、乃至此次救沈元平之恩，但也同样惧怕那些人针对他的攻击，纵然竭力维护杨博起，可不能完全不理会朝野议论。
“这帮人，倒是好算计。”杨博起低声自语，眼中寒意凝聚。
若他真是个只知打仗的莽夫，或是贪图虚名之人，或许真会中计。要么被“王爵”虚名所惑，要么迫于压力分兵，自断臂膀。
可惜，他们看错了他杨博起。
“来人。”杨博起沉声道。
书房阴影中，转出一名东厂档头，躬身听令。
“取纸笔来。另外，唤卫凛将军即刻来见。”
片刻，纸笔备齐，副将卫凛也奉召而来。
卫凛是杨博起从京营中提拔起来的将领，行事稳健，忠心可靠。
杨博起先不提京城之事，对卫凛道：“卫将军，着你从京营中，挑选三千人。要选那些看起来有些轻伤的士卒，但内里需是能长途行军者。”
“给你三日时间准备，然后大张旗鼓，护送一批重要‘战利品’返京。”
卫凛一愣：“督主，是何战利品？如此重要？”他以为是要将缴获的财宝先行运回。
杨博起嘴角微弯：“最重要的战利品是瓦剌太师也先之弟，孛罗的首级。我已命人用石灰和药材做好防腐处理，装于锦盒。”
“此外，将那些破损的瓦剌王旗、将领盔甲、特殊兵器，拣选有代表性的，一并带走。途中可多向地方官员、百姓展示，以扬我军威。”
卫凛恍然，这是要“献俘阙下”，彰显不世武功，堵住朝中那些说“夸大其词”的嘴。
但只带三千“疲兵”？他有些不解：“督主，仅三千人是否单薄？且为何专挑疲惫之师？”
杨博起摆摆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你只管照办，我自有安排。”
“记住，此行务必要‘大张旗鼓’，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杨博起派兵押送重要战俘、战利品回京了。”
“至于京营主力……”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光，“本督另有重任。”
卫凛虽仍有疑惑，但出于对杨博起的绝对信任，抱拳领命：“末将遵命！”
打发走卫凛，杨博起这才提笔，开始回复沈太后的密信。
他笔走龙蛇，言辞恳切而恭谨：“臣博起遥拜陛下、太后圣安。北疆捷报，实赖陛下洪福，太后慈荫，将士用命，臣不敢贪天之功。”
“今瓦剌新败，也先北遁，然其主力未失，野心不死。臣观其动向，似有纠结残部，再图反噬之象。”
“此正犁庭扫穴，永绝北患之千载良机，若因臣等凯旋而半途废弛，恐纵虎归山，遗祸子孙。”
“臣已拟定北伐方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务求一劳永逸。待北疆稍定，胡尘永靖，臣必当亲自返京，向陛下、太后述职请功，以慰圣心……”
他先陈明利害，强调北伐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将“不归”上升到“为国靖边”的高度。
接着，笔锋一转：“至若朝中有关京营之议，臣亦有所闻。京畿重地，防务紧要，此乃老成谋国之言。”
“然边关此刻，实非撤兵之时。瓦剌游骑四出，宣大一线，仍需重兵镇慑。”
“臣已遵太后慈谕，酌情办理，特精选三千将士，押解俘酋、献捷神京，既可扬我国威，安京师军民之心，亦可使久战之卒得沐天恩，稍解思归之苦。”
“其余将士，仍须留镇，以备不虞。此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权宜，万望陛下、太后体察臣之苦心，非敢专擅也。”
这里，他明确拒绝了立刻让京营主力回京的要求，但给出了“部分先行返京献俘”的台阶，并扣上“体恤士卒”、“扬威安民”的大帽子。
最后，他稍作暗示：“另，臣闻朝中有人，不忧边患，不思进取，反以虚言惑众，欲阻北伐大计。其心叵测，或为瓦剌张目，亦未可知。”
“臣远在边关，唯知效死以报君恩，于朝中蜚语，无力他顾，然心实忧之。陛下、太后圣明烛照，必能洞悉奸邪，护持正道。”
这已经是相当直白的警告，将反对北伐者与“为瓦剌张目”挂钩。沈太后或许优柔，但涉及皇权稳固和儿子的江山，她绝不会容忍任何“通敌”嫌疑。
写完给太后的信，用火漆密密封好，交予心腹以最快速度密送京城。
杨博起又铺开一张纸，这次是给冯子骞和沈元英的指示，只有八个字：“证据可用，敲山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