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农历除夕。
台北市金华街那间日式平房里，侯孝贤站在厨房里，盯着锅里的红烧肉发呆。
火开得太大了，汤汁快收干了。
他手忙脚乱地关小火，加了一勺水。
锅铲在锅里胡乱搅了几下，溅出来的油点，沾在衬衫袖口上。
他没管。
客厅里电话响了。
他擦了擦手，走过去接起来。
“孝贤，我到巷口了。你那栋到底是哪一栋？”
是杨德昌的声音，背景音里有鞭炮声和孩子笑闹声。
“挂着红灯笼那栋。”
“哪来的红灯笼？”
侯孝贤扭头看了一眼门口。
没有红灯笼。
“那就…你找门口有棵榕树那栋。”
“整条巷子都是榕树。”
侯孝贤沉默了两秒。
“你站着别动，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他把煤气灶关掉，套了件外套出门。
巷子里，杨德昌穿着一件深灰色厚外套，围巾裹到下巴，站在一家卖春联的铺子门口。
手里拎着一瓶金门高粱，和两盒凤梨酥。
“不是说二十分钟吗？”侯孝贤走过去。
“路上堵车。”杨德昌把凤梨酥递给他，“从台中寄来的？”
侯孝贤看了一眼包装盒上的地址。
“我妈不寄这个。是我去买的。”
杨德昌愣了一下。
“你买的？你不是从来不做这种…”
“进屋再说。”
两人进了屋，侯孝贤把那两盒凤梨酥放在茶几上，又进厨房去看那锅红烧肉。
杨德昌在客厅里转了一圈。
书架上摆满了书和录像带，茶几上摊着几本翻开的笔记，还有一叠手写的稿纸。
他低头看了一眼，最上面那页写着几个字：《风儿踢踏踩》分镜草稿。
侯孝贤端着两碗饭出来，饭上浇了红烧肉汤汁，旁边搁着筷子和汤匙。
“先吃饭。菜凉了不好吃。”
杨德昌在餐桌边坐下，看着那四菜一汤。
红烧肉、煎黄鱼、炒青菜、卤花生，一锅萝卜排骨汤。
“你做的？”
“嗯。”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去年。”
杨德昌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嚼了两下，没说话。
侯孝贤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又给杨德昌倒了一杯。
“不好吃？”
杨德昌把那块肉咽下去。
“咸。”
侯孝贤也夹了一块，嚼了嚼。
“是有点咸。”
他把酒杯端起来，对着杨德昌。
“除夕快乐。”
杨德昌也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两人各自喝了一口。
侯孝贤放下酒杯，拿起筷子，又夹了一筷子青菜。
“你那部片子，筹备得怎么样了？”
杨德昌知道他在问什么。
“《海滩的一天》。”他说，“剧本还在改。张艾嘉那边档期没问题，但资金还差一点。”
“差多少？”
“一百二十万。”
侯孝贤没说话，又喝了一口酒。
杨德昌看着他。
“你那部呢？”
“《风儿踢踢踏》。”侯孝贤说，“春节后开机。资金够了，演员也定了。凤飞飞、钟镇涛、陈友。”
杨德昌点点头。
“香港那边的人？”
“嗯。鑫时代的。”
杨德昌的筷子停了一下。
“赵鑫那边？”
“对。”
侯孝贤把碗里的饭扒完，又盛了半碗。
“你跟他熟吗？”
杨德昌想了想。
“去年金像奖见过一面。聊了十几分钟。”
“聊什么？”
“聊电影。聊他那个‘五感’的说法。”
侯孝贤看着他。
“你怎么看？”
杨德昌没立刻回答。
他把酒杯端起来，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液体。
“他那部《槟城空屋》，我看过。”
侯孝贤点点头。
“我也看过。”
杨德昌把酒杯放下。
“你知道我最佩服他什么吗？”
“什么？”
“他把那些东西拍出来了。”
杨德昌说，“那些我们一直想说、但不知道怎么说、或者不敢说的东西。他拍出来了，还让人看见了。”
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
“他那部《民国时期的爱情》，1980年拍的。成本四百二十万，亚洲票房两千两百万，后续周边收入一千八百万。总回报率八百五十二个点。”
杨德昌看着他。
“你算过？”
“吴念真给我算的。”
侯孝贤说，“他说，如果台湾电影能有这种回报率，就不用每次都找中影要钱了。”
杨德昌笑了一下。
“那也得先有那种片子。”
侯孝贤端起酒杯。
“会有的。”
杨德昌也端起来。
两人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
窗外传来鞭炮声，比之前更密集了。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红的绿的黄的，在夜空中炸开又落下。
杨德昌忽然问：“你父亲，哪年走的？”
侯孝贤愣了一下。
“1975年。怎么了？”
“没什么。”杨德昌说，“我父亲也是那一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侯孝贤站起来，走到茶几边，从那叠手稿里抽出一张照片。
走回来，把照片放在桌上。
是《槟城空屋》的剧照。黄月萍穿着月白旗袍，站在蓝屋门口，把那件旗袍抖开，对着光看。
“这个镜头，四十七秒。”
他说，“她没说话，没动，就那么站着。”
杨德昌看着那张照片。
“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旁边有个老太太哭得差点背过气去。”
侯孝贤点点头。
“我后来想，她哭的不会是黄月萍，哭的怕是是她自己。”
杨德昌没说话。
侯孝贤把照片收起来。
“德昌，你那部《海滩的一天》，讲什么的？”
杨德昌想了想。
“讲一个女人。她丈夫出海失踪了，她等了三年，最后决定改嫁。改嫁那天，她丈夫回来了。”
侯孝贤看着他。
“那她改不改？”
杨德昌笑了一下。
“你猜。”
侯孝贤没猜。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又给杨德昌倒了一杯。
“我敬你。”
“敬什么？”
“敬那个等了三年的女人。”
杨德昌端起酒杯。
“也敬那个回来了的男人。”
两人碰了一下，一口干了。
新加坡，总统府。
李光耀的书房里，灯还亮着。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不是《故土之心》的剧本了，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交的年度报告。
报告最后一页，写着几行字：
“1981年度，博物馆常设放映厅观影人次统计：
《1965年建国档案》：四万三千二百一十七人次。
《应》（谢晋导演作品）：三万八千九百零四十三人次。
其中，重复观影人次占比：《应》为百分之三十一，《建国档案》为百分之十七。”
李光耀把报告合上。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草坪上没有人，只有几盏路灯亮着。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附近的华人住户在过年。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十二月，他第二次见赵鑫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
“从‘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到‘自己建一个新家的人’，这条路要走多久？”
赵鑫当时没回答。
现在他知道了答案。
不是多久的问题。
是走了的人回不来，留下的人，得自己建。
他转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启明，通知香港那边，《故土之心》的拍摄安排，按原计划执行。告诉许鞍华导演，那场修水管的戏，我不去片场看了。让她专心拍。”
电话那头，陈启明沉默了两秒。
“总理，您之前说要去看的…”
“我知道。”李光耀说，“但那是她第一次拍这么大的戏，我在场，她会紧张。”
他顿了顿。
“等她拍完了，请她来总统府吃顿饭。那时候再看。”
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就起来了。
他把食堂门口那块石板擦干净，又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枝头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比昨天又大了一点。他用手摸了摸，硬硬的，像还没睡醒。
他把木盒从屋里抱出来，放在石板上。
打开盒盖。
十二样东西，整整齐齐码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