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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1章 糖碑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加坡。

    总统府的会客厅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

    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份《槟城空屋》的拷贝盒。

    盒子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是陈启明的字迹:“已阅。第三遍。”

    赵鑫坐在他对面,身后是许鞍华和顾家辉。

    三个人都穿着西装,但许鞍华的领口有点歪,是早上赶时间没扣好。

    她伸手想整理,又觉得此刻动手更尴尬,索性不管了。

    李光耀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往她那边推了推。

    “许导演,”他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你电影里那碗药,是真的?”

    许鞍华愣了一下。

    “苏家青庐那碗。”李光耀说,“干了四十年,碗底还有药渣。我母亲当年也熬过那种药,治失眠的。她睡不着,因为我父亲在监狱里。”

    许鞍华握紧茶杯。

    “是真的。苏家一直保持原样,每周打扫但不动任何东西。那碗药,就放在钢琴旁边的小几上。”

    李光耀点点头。

    他从手边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过桌面。

    黑白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一间木板房。

    门口站着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都穿着学生装。

    “1942年,我母亲和两个弟弟,摄于槟城。”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报告。

    “我父亲1940年被捕,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逃到槟城,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八个月。1942年日军占领槟城前一天,我们坐最后一班船离开。我那两个弟弟,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后来一个死于1950年,一个死于1959年。都没活过四十岁。”

    他把照片,收回文件夹。

    “那间房子,我1980年回去看过。还在,但已经不住人了,改成杂货铺。门口那棵番石榴树也没了。”

    他顿了顿。

    “你电影里陈国雄三兄弟,站在战机前那张照片,也是在槟城拍的,对吧?”

    许鞍华点头。

    “我认出那架飞机的型号。霍克‘角斗士’双翼机,英国造,1939年卖给中国空军十二架。我那两个弟弟,当年在槟城码头见过这种飞机降落,回来跟我讲了一晚上。”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草坪上,几个园丁正在修剪灌木,剪刀咔嚓咔嚓响。

    “我为什么看三遍?”

    他转身,看着赵鑫。

    “第一遍看历史。第二遍看人。第三遍看自己。”

    赵鑫没说话。

    李光耀走回桌边,重新坐下。

    “你那个‘五感’的说法,很有意思。”

    他拿起许鞍华面前的剧本,翻到最后一页,“‘听觉:沉默的共鸣。触觉:纸的纹理与重量。视觉:并列的冲击。味觉:中药的苦与未完成的甜。嗅觉:茉莉花香与硝烟味的撕裂。’”

    他合上剧本。

    “我母亲在槟城那八个月,每天做三件事:熬药、写信、等船。药是给我父亲熬的,但送不出去。信是给我父亲写的,也寄不出去。船等到了,但父亲没等到。”

    他沉默了几秒。

    “她后来告诉我,那八个月的气味,她一辈子忘不掉。中药的苦,海风的咸,樟脑丸的冲,还有夜里偷偷哭的时候,自己眼泪的腥。”

    许鞍华的眼眶红了。

    顾家辉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

    赵鑫看着长桌上那张黑白照片,忽然开口。

    “李先生,您刚才说,那间房子1980年回去看过。”

    李光耀点头。

    “门口那棵番石榴树,您还记得它长什么样吗?”

    李光耀想了想。

    “树干上有一道疤。我弟弟爬树摘果子,摔下来磕的。”

    赵鑫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照片,推过去。

    是《槟城空屋》里,那个中年人膝盖的剧照。

    特写,一道旧疤。

    李光耀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桌面。

    “这个镜头,我第二遍看的时候哭了。”

    他的声音还是很平,但眼眶有点红。

    “我弟弟摔下来那天,是我背他回家的。他在我背上一直哭,说哥我疼。我说忍忍,快到家了。他说妈会不会骂我?我说不会。他说那你能不能替我挡着?我说好。”

    他停顿。

    “他1950年死的时候,我没能背他。他在缅甸,我在英国。电报到了三天,我才知道。”

    长桌安静了很久。

    窗外园丁的剪刀声,一下一下,像在丈量时间。

    陈启明轻轻推开门,端进来一壶新沏的茶。

    李光耀摆摆手,示意他放下。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没喝。

    “赵先生,”他说,“你那个问题,我今天给你答案。”

    赵鑫看着他。

    “被踢出家门的孩子,怎么自己建一个新家?”

    李光耀把茶杯放下。

    “不是建一个家。是建一个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我1965年独立那天,在电视上哭,不是因为怕,是因为累。累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哭了。”

    他转身。

    “你电影里郑家父母写了七年信,一封都没寄出去。我母亲那八个月写的信,一封也没寄出去。我1965年以后写的信,都寄出去了。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那个‘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建起来了。”

    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份《故土之心》的拍摄计划。

    “你们的电影,我支持。所有资料开放,所有场地优先安排。条件只有一个。”

    他看着许鞍华。

    “把那个地方,拍出来。不是拍我,是拍那个地方。拍它怎么从一片沼泽,变成一个有人写信、有人收信、有人回信的地方。”

    许鞍华点头。

    “我会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的水泥庙里,多了一样东西。

    一张电影票根,压在关公脚下。

    旁边是三炷香,已经燃尽,只剩三根细白的香骨。

    他从屋里,搬出一张小马扎。

    坐在庙门口,晒太阳。

    收音机开着,放的是一首老歌,周璇的《月圆花好》。

    他跟着哼了两句,跑调了,自顾自地笑起来。

    隔壁李婶,端着一碗面线过来。

    “周伯,冬至了,吃碗面线。”

    他接过来,低头吃了一口。

    “李婶,”他忽然说,“我昨儿个梦见俺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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