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的早上，北京城的天亮得有些迟。
养心殿东暖阁的炭火燃了一夜，热气熏得人发闷，可那股子寒气总绕着骨头缝转，化不开。六岁的溥仪裹着明黄缂丝棉袍，蜷在隆裕太后怀里打盹，小脑袋一点一点的。他哪里知道，殿外正憋着一场大事——要终结他们爱新觉罗二百六十八年的天下。
“太后，张謇那边的稿子，送内阁了。”世续跪在帘子外头，声音压得低低的，跟怕惊着什么似的。
隆裕太后没应声，枯瘦的手指轻轻抚着溥仪细软的鬓发，眼神直勾勾盯着殿角那架乾隆年间的西洋自鸣钟。黄铜钟摆匀速晃着，鎏金表盘上，时针眼看就要指到卯时三刻。再过两个时辰，她就得在退位诏书上钤印，亲手把祖宗的江山交出去。
“袁世凯那边……怎么说？”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袁宫保在乾清宫西暖阁候着呢，说请太后预览后，还有几处字句要斟酌。”世续顿了顿，又补了句，“宫保还说，南边的伍廷芳昨儿个又发急电催了，要是今儿午时前还没颁布退位诏书，革命军就从武汉往北打。”
殿外忽然传来几声乌鸦叫，凄厉得突兀。隆裕太后闭上眼，脑子里乱糟糟的：三个月前的御前会议，袁世凯跪在殿下说“共和乃大势所趋”；宗社党人良弼拍案骂他是“曹操、王莽之流”；满蒙王公们吵的吵、颓的颓，最后不欢而散。可良弼前儿傍晚让革命党炸了，没挺过来，听说刺客跑的时候还喊“这是阻挠共和者的下场”。
“拿来我看。”她咬着牙说。
乾清宫西暖阁，袁世凯没坐，背着手在窗前踱步。目光穿过窗棂上的冰花，望着紫禁城层层叠叠的琉璃瓦顶。晨光刚露，积雪没化，整座城白茫茫的，透着股说不出的悲凉。
“宫保，草稿在这儿。”幕僚杨度捧着一卷宣纸进来，身后跟着三位内阁成员。
袁世凯转过身接过，展开。纸是上好的云纹笺，字是张謇的学生刘厚生熬了一夜誊的，工工整整。他逐行扫着：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边各省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手指在“天命可知”四字上顿了顿。张謇这状元郎，用词真叫个精妙——既认了革命势不可挡，又给清室留了点体面。目光往下移，停在他昨儿亲自添的一段上：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一段，”袁世凯开口，声音低沉，带着河南官话的硬朗，“昨儿夜里我琢磨来琢磨去，得留着。”
杨度张了张嘴，没敢多说。他明白这字里的门道：原本是“清室禅让给民国”，这么一改，就成了“清室授权袁世凯组阁”。一字之差，袁世凯就从“民国临时大总统”，变成了承接前朝法统的“全权组织者”，往后博弈，这就是硬筹码。
“可是宫保，”外交大臣胡惟德，“南方孙先生那边……”
“孙文已答应辞了临时大总统，推举我来做。”袁世凯截断他的话，语气不容置疑，“但推举归推举，法统归法统。有了这一段，将来行事就多一分依据，少一分闲话。”
他不再解释，从怀里掏出支德国造勃朗宁金笔——这是去年德国公使送的。笔尖悬在纸上，却又停住了。西暖阁里静得能听见炭火“毕剥”响，几位幕僚屏着气，瞧着这位北洋之主的侧影。他穿藏青色缎面长袍，外罩玄狐皮坎肩，身形微胖，却站得笔直。五十三岁的人，鬓角见了霜，可那双小眼睛，亮得能看透人心。
笔尖终于落下，袁世凯在“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旁边，添了几个小字：“勉尽公仆义务”。
“公仆……”杨度轻声念了句，湖南口音里带着疑惑。
“总得说些漂亮话。”袁世凯放下笔，脸上没什么表情，“诏书一颁布，天下人都盯着我。这几个字，是写给后人看的，也是给南边那些人吃颗定心丸。”
他把诏书卷起来，递给胡惟德：“送养心殿，请太后用宝。”
辰时，养心殿。
隆裕太后钤印的手直打颤。那方“皇帝之宝”玉玺重二十一斤，太监捧着，她只需把玺纽往下按在诏书末尾。可就这么个简单动作，她却觉得有千钧重。印泥是朱砂混着犀牛油调的，红得刺眼，钤在黄绫诏书上，像一滩血。
“啪——”
玺印落下，闷声响在殿里。所有侍立的太监、宫女齐刷刷跪倒，以额触地。没人哭，也没人说话，只剩那股子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死寂。溥仪被这动静惊醒，揉着眼睛问：“皇额娘，咋了？”
隆裕太后没答，直勾勾盯着诏书。她想起二百六十八年前，福临在沈阳即位的盛况；想起六十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想起三个月前，袁世凯跪在这里说“臣必保皇室尊荣不绝”时，那深不可测的眼神。
她成了爱新觉罗的末代太后，成了亲手终结这个王朝的罪人。
“送……送出去吧，别再搁这儿碍眼了。”她的声音干涩得像裂了缝的木头。
世续捧着诏书退出殿外，黄绫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那方朱红玺印却灼得人不敢直视。他穿过养心门往乾清宫走，脚踩在雪上，“嘎吱嘎吱”响。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年，今儿个却觉得格外长。
巳时三刻，北京街头。
“号外！号外哟——清帝退位咯！诏书下来啦！”报童们踩着残雪往前跑，嗓子喊得劈了叉，“大家伙儿快瞧哟！宣统皇帝退位啦！往后没皇上啦——共和啦！”
“新鲜热乎的号外！刚打印刷所出来的！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终结咯——”一个穿破棉袄的报童举着报纸，往人群里钻，“一文钱一份！瞧瞧袁宫保要组共和政府啦！往后不用给皇上磕头咯！”
报童们像一群兴奋的麻雀，挥舞着还带油墨味的报纸，穿梭在前门大街的人流里。
头版特大号铅字黑黢黢的，刺得人眼睛发亮：“清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两千余年帝制终结！”
早起的人们都愣了。拉洋车的车夫“哐当”放下车把，摘了破毡帽，手在衣襟上蹭了蹭，往报童跟前凑；早点摊的掌柜忘了翻动油锅里的焦圈，油星子溅出来烫了手，只吸了口凉气，依旧盯着报纸；绸缎庄的伙计倚在门框上，伸长脖子喊：“小爷，给我来一份！瞧瞧上头写的啥新鲜事儿！”
渐渐的，人围了过来，一枚枚铜板“叮当叮当”丢进报童的布袋，换来一张张还温热的报纸。
“真……真退位了？”穿旧棉袍的老者颤声问，戴着瓜皮帽，脑后还拖着花白的辫子，京腔里满是茫然，“这说没就没了？咱大清……没了？往后该听谁的？”
“听咱自己的！”旁边穿学生装的青年指着报纸，声音激动得发颤，“‘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往后是共和了！国家是大家的，人人平等，不用再受皇权压迫噻！苛捐杂税也该没了！”
老者愣在那儿，手里的报纸被晨风吹得哗啦响。
他想起四十多年前同治皇帝驾崩，北京城家家户户挂白幡，满街都是哭声，那才是天塌地陷。可今儿个改朝换代，咋这么安静？没动刀兵，没见烽火，就几张轻飘飘的报纸，几个报童的叫卖声。
不远处，一群剪了辫子的青年学生聚在“瑞蚨祥”门口，不知谁起了头，唱起了歌：“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歌声越唱越响，引来了更多人。有人跟着唱，有人默默听着，有人摇头叹气，转身钻进小巷。
一个巡警拎着警棍走过来，本想驱散人群，可瞧见学生们兴奋的脸，又看了看手里的报纸，最后只是挥挥手：“散了散了，别堵着道儿，耽误人家做生意。”
可他自己也忍不住凑到学生跟前，搓着手问：“小兄弟，这共和……真能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这巡警，每月就那几吊钱，苛捐杂税没少交，往后能少交点不？真能跟那些大官平等？”
那还有假！”学生挺起胸膛，眼神亮得发光，语气急切又坚定，“共和就是要废除苛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现在只是开始，将来咱们还要选议员、定法律，大官也是咱老百姓选出来的，自然要为咱办事！”
巡警讪讪地笑了笑，摸了摸后脑勺，转身走开，嘴里嘟囔着：“选议员？咱大字不识一个，选谁都不知道……能少交点税、多挣点钱，比啥都强。”
街头的喧闹还在继续，油锅里的焦圈滋滋作响，报童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满是鲜活的烟火气。
同一时刻，西城西四六条，一座破旧的四合院。
院门紧闭，门楣上“进士第”的牌子，金漆早剥落得不成样子。
正房堂屋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缕阳光从窗纸的破洞钻进来，落在积了薄尘的八仙桌上。一位老者端坐在太师椅上，穿一身浆洗得发白的六品文官补服，胸前的鹭鸶补子已经褪色，却依旧端端正正——光绪二十一年他中进士后授的官，二十年来就没升迁过。
他面前摊着一份报纸，正是退位诏书全文。老者姓周，名伯钧，字守拙，湖南湘潭人。光绪二十一年二甲第七名进士，分发吏部候补主事，一候就是十五年。戊戌年，他为康梁变法叫好；庚子年，他痛骂义和团愚昧。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天下是大清的，朝廷是爱新觉罗的。
如今，这前提塌了。
“天命可知……天命可知咯！”周伯钧喃喃念着，枯瘦的手指抚过“隆裕太后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一行字，忽然发出一声似哭似笑的短促声响，满是悲凉与绝望，“祖宗的江山，就这么给败了哟！我周家世代食君之禄，如今君亡了，我这身子，也该随君去了！”
他站起身，颤巍巍走到西墙前。墙上挂着幅《朱子治家格言》，是光绪十七年他中举时恩师所赠，两旁对联写着“守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纸已泛黄，墨色却依旧清晰。他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纸页，像是在触摸逝去的岁月。
“去，把斌儿叫来，就说我有话问他。”周伯钧对侍立的老仆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老仆应声退下，不多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快步进来，穿藏青色学生装，头发剪得很短——京师大学堂的制服。
“父亲。”青年躬身行礼。
周伯钧没回头，依旧背对着他：“今日的报纸，看了？”
“看了！”青年声音里藏不住兴奋，带着学生的激昂，
“父亲，帝制终了，共和始建，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往后再没有君主专制，人人都能当家作主，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好事？”周伯钧猛地转过身，湖南话里满是震怒，一拍太师椅扶手：
“你个孽障！什么叫好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是天道！如今君没了，国不成国，你还敢说是好事？你剪了辫子，就是断了跟祖宗的联系，跟乱党为伍，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青年一愣，下意识摸了摸脑后——那里早空空如也。
他脸一红，却梗着脖子反驳：“父亲，时代变了！闭关锁国才会落后挨打，共和是世界潮流，孙先生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让中国走向新生！剪辫子是革命的象征，是摆脱旧俗的标志，儿子不觉得有错！”
“没错？”周伯钧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儿子，声音都破了音，“你可知，你爷爷的爷爷，是哪年留的这条辫子？顺治二年，乙酉年！清军下江南，颁《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高祖父不肯剃发，被清兵当街砍了头，尸身扔进长江！你曾祖父那时才八岁，躲在芦苇荡里三天三夜，啃树皮喝河水才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活命，才剃了发留了辫——这条辫子，是用祖宗的血换来的！你说剪就剪，眼里还有祖宗吗？”
堂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周伯钧粗重的喘息声。
青年张了张嘴，想再说些什么，可看着父亲通红的眼睛、颤抖的手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低声说：“父亲，儿子知道祖宗不易，可共和是大势所趋，大清已经亡了，再守着旧规矩，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周伯钧冷笑一声，满是绝望，“二百六十八年！爱新觉罗坐了二百六十八年江山，咱们周家世代忠良，你爹我寒窗苦读十年，中了进士，就想报国安邦，可如今……君没了，国没了，我这一辈子，算什么？算个笑话吗？”
他走回太师椅前坐下，从怀里掏出枚印章——和田青玉所制，印纽雕着螭虎，底面刻着“周伯钧印”四个篆字。这是他中进士那年，花二十两银子请琉璃厂师傅刻的，如今触手冰凉。
“为父这一生，读书、科考、做官，所求不过‘忠君报国’四字。现在，君没了，报国无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把印章推给儿子，“这个你收着。往后……好自为之，莫要忘了，你是汉人，是周家的子孙，别跟着那些乱党瞎起哄，丢了祖宗的脸。”
青年接过印章，触手温润。他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容、花白的鬓发，心里一阵发酸，想说些宽慰的话，却见父亲闭上眼，摆了摆手：“去吧，让我静一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守我的独木桥。”
青年退下后，周伯钧又坐了许久。
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殿里的寒气更重了。他站起身，从厢房找出一条白绫——去年老妻病逝时剩下的，雪白雪白的，在昏暗的屋里泛着冷光。
他搬来凳子，踩上去，将白绫抛过房梁，打了个结实的结。
动作很慢，很从容，像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打好结，他没立刻把头伸进去，而是下了凳子，走到书案前，磨墨、铺纸、提笔。笔是狼毫，墨是徽墨，纸是宣纸——都是他中进士那年置办的旧物。他沉吟片刻，落笔写下四句诗，笔锋遒劲，带着湖南人的执拗与决绝：
“二百余年皇祚倾，白头犹见鼎革新。
孤臣泪尽煤山血，留取青衫照汗青。”
写罢，他搁下笔，将诗笺压在砚台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衣冠——那身六品补服，领口袖口都磨破了，却浆洗得干干净净，胸前的鹭鸶补子被他抚得平平整整。
他想起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时，恩师曾说“守拙可安身，忠君能报国”，如今安身无处，报国无门，唯有一死，方能全节。
他重新踩上凳子，将脖颈慢慢伸向白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