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元祐七年（注：此“宋”为承接唐祚之中原王朝，年号沿用旧制，公元1092年），深秋，东京汴梁，崇文院国史馆。
历经四百余载风雨，大唐帝国那曾经横跨三洲的庞然身躯，终于在内部社会变革、外部新兴势力崛起、以及那无可避免的治理成本与离心力多重作用下，于百年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一种相对体面的“虚君共和”转型，将中央权柄和平移交给由更广泛阶层代表组成的“华夏联邦议会”。原大唐皇室作为象征性的“华夏联邦共主”被保留，居于长安兴庆宫，而政治经济中心则东移至汴梁。一个融合了古典王朝遗产与近代宪政精神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历史的追忆与评定，始终是这个古老文明血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崇文院国史馆，这座继承了唐代史馆传统、又经过改造的庞大建筑群，便是当代历史书写与评判的最高殿堂。此刻，馆内最核心的“千秋堂”中，灯火通明，檀香袅袅。数十位当世最具声望的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齐聚一堂，气氛庄重而肃穆。他们并非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是在做一件更具终极意义的工作——为即将定稿刊行的新版《国史》（涵盖自上古至唐联邦转型的官方通史）中，关于“则天大圣皇后武曌”与“文正贞公李瑾”的最终盖棺定论，做最后的审议与确认。
主持审议的，是年逾八旬的国史馆总裁、史学泰斗司马光（此司马光亦为同名架空人物，经历与思想已因历史轨迹改变而不同）。他须发皆如银雪，面容清癯，目光却依旧清澈睿智，仿佛能穿透数百年的历史烟云。在他面前的长案上，摊开着墨迹未干的《国史·则天皇后本纪》与《国史·李瑾列传》最终审定稿。堂下众人，无论此前学术观点属于“新法”、“礼制”、“经世”抑或其他流派，此刻皆屏息凝神，等待着历史最终的“宣判”。
司马光的声音苍老而平稳，在寂静的千秋堂中缓缓回荡，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
“自天后临朝、文正秉政，至今已四百二十七年。其间王朝鼎革，制度演进，思想流变，疆域盈缩，世情翻覆，不可胜计。历代史家，对其二人之功过得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或誉之为拨乱反正、开天辟地之圣主贤相，光耀千古；或毁之为牝鸡司晨、变法乱制之祸首，遗毒深远。更有折中之论，试图分梳其善恶，权衡其利弊。然，青史铁笔，非为逞一时之论，非为迎合流俗，乃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后世立镜鉴。”
他稍作停顿，目光缓缓扫过堂下诸多饱学之士的面庞，继续道：“今，国史重修，距彼时已远，恩怨早泯，利害已消。我辈修史，当力求超脱一时一世之立场，置于华夏文明数千年演进之浩荡长河中，置于人类诸文明碰撞激荡之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经本馆诸公数十载考辨、研讨，并参考联邦议会史鉴委员会之咨议，今拟就最终评断，请诸公共鉴。”
堂下众人微微颔首，无人出声，静候下文。
司马光展开面前的卷轴，开始宣读那凝聚了数代史家心血、并经此番最高学术会议反复锤炼的最终评价。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如同洪钟大吕，叩击在每个人的心头，也仿佛穿越时空，向那对早已化作梁山陵墓中相依相伴的传奇人物，做出最后的陈词：
【总论】
“则天大圣皇后武曌，文正贞公李瑾，生逢季世，同挽狂澜，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立非常之制。二人相辅相成，刚柔并济，实为华夏文明自秦汉以降，又一关键转型期之核心推动者与塑造者。其个人之命运，与时代之转折、国运之兴衰、文明之走向，紧密交织，难分彼此。论其历史地位，非仅一朝一帝一相，实乃划时代之巨擘，文明转型之枢纽。”
【分论则天皇后】
“武曌，以一介女流，冲破千年礼法之罗网，先以皇后之尊襄理国政，后以太后之身临朝称制，终革唐命，建国号周。其执政前期，承贞观遗风，政启开元；称帝之后，权略机变，手段酷烈，然用官不疑，善纳谏言，明察善断，故能镇抚天下，维持大局。其最大之功，首在‘破局’。破门阀世袭之局，大开科举，寒门士子得以进身；破后宫不得干政之局，以事实彰明女子治国之能，虽未竟男女平等之全功，然自此千年樊笼，裂开缝隙，后世女子参政、入学、立业，皆可追溯精神渊源于此；破李唐皇室近支垄断之局，为后来《盛世宪章》限制皇权、扩大执政基础，客观上扫除了部分障碍。其最大之过，亦在于‘手段’。任用酷吏，制狱以固权位，株连甚广，伤及无辜；晚年奢靡，佞佛过度，耗费国力。然其能于弥留之际，还政李氏，去帝号，复后礼，得以与高宗合葬乾陵，亦见其政治智慧与最终之清醒。故论武曌，当视其为打破旧时代坚冰之锐利破冰者，其行或有酷烈，其心或有私欲，然其开辟之功，凿破之勇，于历史前进方向，贡献卓著，堪称千古一后，无冕之帝王。”
【分论文正公】
“李瑾，起于微末，际会风云，得遇武后信重，乃能展不世之才。其人，学究天人，才通古今，明于时势，勇于任事。其功业之宏，涉略之广，影响之深，有唐一代，罕有匹敌。其功可概为四柱：
一曰定鼎制度，奠基百年。于风雨飘摇之际，力主并主持制定《盛世宪章》，虽初衷为稳定政局、规范权力，然其中蕴含之‘依法治国’、‘君臣共治’、‘权力制衡’精神，实为华夏古典政治智慧通往近代宪政理念之关键桥梁。此宪章虽历经增补修缮，然其核心框架，维系唐祚与后续联邦体制数百年基本稳定，功莫大焉。完善科举，确立三省六部运作细则，革新吏治，使官僚系统更趋专业、高效，实为帝国官僚政治成熟之关键设计师。
二曰富国强兵，实学兴邦。力行‘格物致用’，兴办格物院，奖掖工匠，推广农技、水利、新式织机，改进军械，发展海贸。其政策，重实务，讲效益，开‘实学’风气之先。虽当时被讥为‘与民争利’、‘重利轻义’，然实为大唐国力在开元年间臻于极盛，并支撑后续百余年扩张之坚实经济与技术基础。后世科技之萌芽，工业之先声，皆可追溯其思想倡导之力。可谓古典重农抑商思想之突破者，近代实用主义与经济理性之先导。
三曰总领文武，安定四方。对内，平定徐敬业等叛乱，稳定政局；对外，或和或战，策略灵活，巩固边防，开拓西南，经略辽东，维护丝绸之路。其战略眼光，不限于一时一地，而具全球视野之雏形，为后世大唐之海洋探索与全球联系，埋下伏笔。
四曰辅弼女主，调和阴阳。武后性刚烈，多权变，李瑾以沉毅、务实、忠诚调和之。其既能贯彻武后革新之志，又能以制度、理性稍抑其过度之激情与权术，使国家大政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基本航向。二人关系，超越寻常君臣，亦非简单情侣，乃政治理想之同盟，历史使命之共担者。若无李瑾，武后之改革或流于权术动荡；若无武后，李瑾之抱负恐难有施展之机。此特殊之政治组合，亦为历史罕见之奇观。
然其过失亦明：为推行新政，手段有时亦近严苛，树敌甚多；重视效率与集权，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官僚体系，亦为后世官僚主义膨胀埋下隐患；与武后关系密切，虽成就大事，然难免‘外戚’、‘幸进’之讥（虽其本身并非外戚）；其思想重实用、重制度，对人心教化、道德维系着力相对较少，后人或病其使社会风气趋于功利。
然纵观其一生，公忠体国，锐意革新，文武兼资，知行合一。其诸多制度设计、思想火花，不仅惠及当世，更泽被后世，甚至远播异域，间接影响他文明进程。其历史地位，堪称千古贤相之首，改革家之楷模，文明演进之重要推手。”
【合论与历史定位】
司马光读至此，略作停顿，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最后、也是最重的评语，清晰地送入历史的长廊：
“武曌与李瑾，其个人品行或有瑕疵，其具体政策或有争议，其手段方法可受指摘。然，评价历史人物，尤其评价此等开创性、转折性之巨擘，不当仅囿于个人道德之尺牍，更应置其于历史进程之****中，观其是否回应了时代之核心课题，是否推动了文明之前行，是否留下了超越其时代之制度与精神遗产。”
“彼时华夏，承南北朝之裂，经隋之骤兴骤亡，至唐初虽复一统，然门阀未衰，制度待固，边疆未靖，民生待苏。时代呼唤强大之中央权威以整合资源，呼唤突破性之制度以打破僵化，呼唤务实之精神以富国强兵。武曌以无畏之勇气，提供了打破旧权力结构之‘破’的力；李瑾以超凡之智慧，提供了构建新秩序之‘立’的能。二者结合，乃完成自隋至唐，乃至延续至宋之第二次大一统帝国之彻底巩固与制度定型，并为其注入了走向近代的潜在动能。”
“其遗产，非止于有唐一代之盛世，更在于：《盛世宪章》所蕴含的宪政精神种子；科举制所体现的（相对）公平选拔原则；‘格物’思想对实用理性与技术创新的推动；以及二人所展现的不拘成格、因时变法、敢于担当、追求富强的变革精神。此等遗产，已深深融入华夏文明之血脉，成为后世应对危机、寻求变革时不断回顾的精神资源。”
“至于后世对其扩张政策、殖民行径之批评，此乃时代局限与人类群体行为之共性使然。以今人之价值观苛责古人，非历史主义态度。其全球视野与行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东西文明之交流，加速了世界历史之联系，其正面与负面之影响，皆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历史经验之一部分。”
最后，司马光的声音庄重而深沉，一字一句，为这场跨越四百余年的历史公案，落下定论之笔：
“故，以青史之眼，以文明进程为尺，综而论之：则天大圣皇后武曌，文正贞公李瑾，皆为推动历史向前之伟大改革家，塑造时代风貌之不朽巨擘。其功，在于开辟；其过，限于时代；其精神，光耀千秋。后世论史，无论毁誉，皆无法绕过此二人之身影。因其存在，华夏历史之河道为之改向；因其作为，帝国之命运为之延长；因其思想，文明之内涵为之丰富。此即——千古一帝一后一臣，时代巨擘，青史永铭！”
话音落下，千秋堂内寂静无声，唯余檀香缭绕。堂下众学者，无论先前持何观点，此刻皆面容肃穆，无人提出异议。这评价，或许并非尽善尽美，或许仍有可商榷之处，但它代表了历经数百年沉淀、剔除了诸多时代偏见与个人情绪后，这个文明对其历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所能给出的最审慎、最宏观、也最接近历史本相的“盖棺定论”。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浪花淘尽英雄。但总有一些身影，如礁石般屹立，任凭潮水冲刷，其轮廓反而愈发清晰。功过是非，任人评说；而他们在时间长河中刻下的深深印记，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深刻改变，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褒贬，成为了历史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在永恒的变革中，寻找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