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一天下午，功德林组织战犯学习最新政策文件。管理所的小礼堂里坐了三十多人，都是原国民党中高级将领和官员。讲台上，刘广志正在宣读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的进展报告。
“……截至目前，华东、中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已有两亿三千万农业人口完成土地分配，占新解放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李宇轩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神情平静地听着。
“主任，”黄伟压低声音，“您怎么看这土地改革？真能行得通吗？”
李宇轩没有立即回答，目光投向窗外正在整修的花圃。几个年轻的管理人员在松土，准备种上新的花苗。
“我们在巴东和西南主政时，也尝试过土地改良。”他缓缓开口，声音很轻，“但阻力太大，地方乡绅、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最后不了了之。共和能做成，一是因为战争刚结束，旧秩序被彻底打碎；二是因为他们动员了最底层的贫雇农，这股力量一旦觉醒……”
他没有说下去，但黄伟已经明白了。
台上，刘广志继续宣读：“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各地自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互相帮工、换工，劳动生产率提升明显……”
“互助组，”李宇轩喃喃自语，“这是从苏联集体农庄学来的，但又不同。华夏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单家独户，现在要让他们合作……”
“主任觉得这办法如何？”坐在前排的原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转过头来问道。这位部长曾留学英国，对经济政策颇有研究。
李宇轩沉思片刻：“关键看两点：一是自愿原则能否坚持，二是组织效率如何。中国农村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土地分配，还有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水利失修……互助组若能解决这些问题，倒是一条出路。”
他的分析冷静而客观，周围几人都微微点头。尽管立场不同，但李宇轩的能力和见识在功德林里是公认的。
学习结束后，刘广志特意走到李宇轩身边：“景公，今天的文件您觉得如何？”
“实事求是，进展比我想象的快。”李宇轩合上笔记本，“不过最难的还在后面——土改后的农村治理、农业税收、防止新的土地兼并……这些问题都需要智慧。”
刘广志眼睛一亮：“您说到点子上了！最近政务院正在研究土改后的农村政策，要是您能写点建议……”
“广志，”李宇轩摆摆手，“我现在的身份不合适。”
“到位说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广志认真地说，“您对农村问题的见解，很多人都佩服。上次他来，不也请教您东南防务吗？”
李宇轩没有接话，但眼中闪过一丝波动。
六月八日傍晚，功德林的广播里传来了那位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摘要。李宇轩坐在房间内，仔细聆听着每一个字。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广播声在安静的院落里回荡。李宇轩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这是他在德国留学时养成的思考习惯。
“土地改革、工商业调整、机构精简……”他低声重复着，“抓得很准。战后经济恢复，这三者确实是最关键的。”
他想起了1931年自己在西南主政时推行的经济建设计划，也曾尝试过整顿工商业、精简机构，但最终在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步履维艰。如今共和凭借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革命胜利的威望，或许真能做到他当年想做而未成之事。
广播继续：“……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李宇轩睁开眼睛，若有所思，“这倒是与苏联不同。华夏资本家数量少、力量弱，但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是现在急需的……”
房门被轻轻敲响，刘广志拿着一份文件进来：“景公，这是全会报告的全文，那位让我带给您看看。”
李宇轩接过文件，封面上印着《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翻开第一页，他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映入眼帘——这是原件的手抄本。
“这……”他抬头看向刘广志。
“他说，您曾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参与者，又长期主政地方，想听听您的看法。”刘广志真诚地说，“不是正式征求意见，就是朋友间的交流。”
李宇轩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我看看。”
那一晚，他房间的灯亮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