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走上了全面西化的道路。
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竭力效仿欧美，思想文化层面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激烈碰撞、交汇融合。
日本因此成为亚洲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也是亚洲左翼运动的重要基地。
此外，日本还是当时亚洲革命者的大本营，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批仁人志士在东京、早稻田求学问道，完成思想的启蒙和革命的准备。
可以说，没有日本这个“窗口”，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或许会慢上许多年。
然而，随着日本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军国主义势力逐渐抬头，他们开始系统性地打压自由主义和左翼运动。
曾经的思想乐园，逐渐沦为军国主义的铁幕牢笼。
日共于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仅比国内晚了一年。
彼时日本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人数量庞大，因此日共长期走的是苏联路线——以工人运动为核心，以武装斗争为手段。
但共产国际对日本革命的指导偏“左”，过分强调武装暴动和城市斗争。
日共提出反战、反天皇的纲领，从1928年起便遭到日本当局的大规模镇压，骨干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组织濒临崩溃。
共产国际这种脱离实际的指导，给日共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进入战时体制，特高课对日共和反战人士更是展开“清剿式”打击，少数幸存者被迫流亡海外。
1940年，日共的核心领袖野坂参三辗转抵达西北，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开始领导在华日共的工作，并开展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和俘虏教育。
野坂参三化名“林哲”，担任八路军政治部顾问，为瓦解日军士气、争取日本俘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今，日本投降，军队解散、政府瘫痪、民众绝望到了极点。
而美军虽然已经登陆，但尚未完成对整个日本本土的全面掌控。
这短暂的时间窗口，对于日共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当袁碧泉向上级请示时，中央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批准了。
次日，袁碧泉再次约见中岛弘毅。
“袁桑，”中岛弘毅抬头看着他，眼中带着一丝急切，“野坂先生的指示到了吗？”
“石川弘明能在这个时候打通与驻日美军的关系，说明他背后有一股不小的势力，上级特别重视，令你立即随他们返回本土。这是特批的经费。”
袁碧泉从怀中掏出几张美元本票，推了过去，“另外，岩井公馆的资产我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最好能跟你一起回本土，否则我就要想办法尽快离开沪市了。”
袁碧泉的身份极其复杂，在民间，他是青帮‘通’字辈，辈分高于月笙，还加入过洪帮。
在山城方面，他不仅是中统在沪市的情报股股长，还兼任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忠义救国军指挥官。
在日伪方面，他不仅是岩井的助手，还担任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
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央特科的资深成员，利用其他四重身份作掩护，获取日、伪、山城各方机密。
也正是凭借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才能在极短时间内将岩井公馆的资产悉数变现。
不过，处理所得的资金已全部上交组织，一旦国军正式接管沪市，他的身份很可能暴露。
中岛弘毅沉吟片刻，缓缓说道：“石川弘明……是个商人，眼中没有信仰，只有利益。他现在带我们这些人回本土，估计是想把我们当作替美国人服务的班底。我想办法和他沟通，以袁桑的能力，我们再多给些酬劳，说不定可以打动他。”
袁碧泉点了点头，“一切就拜托了。”
与此同时，杜美路 70 号，军统沪市办事处。
日军投降后，戴春风并没有直接前往沪市，而是飞抵淳安遥控指挥。
他素来谨慎，沪市的接收事宜全权交由心腹负责，并且成立了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
在周佛山的协助下，军统不仅接收了40 多家厂、1 万多幢房子，还查封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所有的黄金白银。
此时，赵子理正在临时办公室内，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处座，沪西的日军向我们移交了八门150榴弹炮、十二门105榴弹炮，还有二十四门75山炮，各类炮弹两千多发。”
“海军方面，“宇治号”和“安宅号”炮舰已经同意转交。傍晚时分，他们会想办法制造火灾，然后转移到江南造船厂维修，半路上移交给我们。”
赵子理闻言满意的点点头，虽然“宇治号”和“安宅号”只有一千多吨，但国军现在只剩下一些浅水炮艇和巡逻艇，最大的也才几百吨。
相比之下，这两艘炮舰已经是大家伙了。
军统现在有美国海军的支持，只要戴老板运作得当，再加上美国人的助力，完全可以争一争海军总司令的职务。
在我们看来，这个时候的戴老板是昏了头，一个搞情报的特务头子，觊觎海军总司令的位置简直是找死。
但日军投降后，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抢地盘、争资源、扩实力。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各山头纷纷出动，谁都想在胜利的果实中分一块蛋糕。
戴春风手握军统数万精兵，又有美国人撑腰，自然不甘人后。
他不仅想要海军，还想要警察、想要交通、想要经济，几乎所有能够扩张权力的领域，他都想插上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