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时年19岁的钟楚红在母亲的鼓励下参加了当年的港姐选举。尽管她因为不会穿高跟鞋而在现场出现失误，最终仅仅获得了第四名，可被后世称作“最美艳的港姐”的她，还是得到了香港名演员刘松仁的赏识，并由此踏入了演艺圈。
4年之后，比钟楚红小四岁的张曼玉，也萌生了竞选港姐的想法。她曾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有勇气的决定。我最怕与人竞争和比较，因为我怕输！但这一次我下了决心，因为参加港姐选美是我进入娱乐圈的重要机会，就算落选，我还会有机会当艺员，因为演戏实在太吸引我了！”
张曼玉
最终，张曼玉在1983年的港姐选举中获得了亚军及“最上镜小姐”的殊荣，紧接着她又代表香港远赴赴英国，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并进入到了15强。回到香港后，张曼玉如愿以偿地签约了TVB，开启了她颇具传奇色彩的演艺生涯。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钟楚红、张曼玉为代表的“玉女港姐”的亮相，直接将香港小姐的选举推上了巅峰时代。1973年TVB刚刚开始操办港姐选举时，还有人担忧泳装选举等形式是否太娱乐化，但到了80年代之后，大众对选美接受度的越发提高使得港姐选举的“全民娱乐性”被瞬间放大。TVB也顺水推舟，不仅泳装选举越做花样越多，还在港姐选举中加入了外景拍摄等博人眼球的环节。
1990年的港姐泳装VS2018年的港姐泳装
在当时，每年的港姐选举都会成为全香港共同的话题，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相关元素。“我家里的长辈对那时候的港姐可谓如数家珍，十分了解她们的情况。甚至连一些不是很出名、我都没听过名字的港姐，我妈妈都能说出来她最后嫁给了谁。”一位香港的90后告诉我。
就在港姐热度越来越高的同时，香港影视产业的发展也来到了高点。
整个80年代，香港影片的年产量一度达到过200部以上，电影总产值一度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不仅如此，作为亚洲电影的中心，香港电影还牢牢把控着日韩、台湾、东南亚等地区的市场，台湾一度对港片实现了近乎“全开放政策”，以至于港片在台的市占率曾达到40%以上。而除了电影，由于很多香港的电视剧公司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到了八十年代整个港剧产业也十分成熟，《上海滩》《鹿鼎记》等经典剧集便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影视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行业对于演员的需求也被不断放大。形象好、气质佳、具有全民热度的港姐们，自然就顺势成为了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二十多年前，还是只有前三名的港姐才有机会和邵氏这样的大公司签约，但到了80年代，几乎所有人气选手都能得到不错的片约或其他演艺机会。1987年参加港姐选举的邱淑贞，因整容争议而愤然退赛、止步12强，可选美结束后还是有许多公司、导演向她投来了橄榄枝。于是她先是签约了TVB，做起了电视剧演员，紧接着又在大导演王晶的提携下开始演电影。
至于钟楚红这样具有全民热度的港姐，更是打从出道起就能接触到最顶级的资源。钟楚红在80年代平均每年都有4、5部片约，其中1989年甚至有12部由她出演的电影上映，以至于当年香港盛传一句话：“再红红不过钟楚红,再发发不过周润发”；张曼玉出道不到一年，就和张国荣、梅艳芳同台飙戏，两年后又晋升为成龙电影的女主角，并一路成为享誉国际的“双A电影节影后”。
许多原本出身平凡的女孩，一夜之间名震香港、能到国际电影节上拿奖，推动港姐选举成了无数香港女生的梦。甚至于很多远在海外生活的香港籍女生，也会为了港姐选举而回到香港。在描述当时的盛况时，一些香港媒体曾颇为自豪地写到：“少女们从五湖四海出发，从纽约、上海、温哥华赶来，接受这个神话城市的审阅。”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香港小姐最鼎盛的时期。
而这港姐盛世的顶峰，则在1988年后正式到来。这一年“最美港姐”李嘉欣成功加冕港姐冠军，虽然在日后的岁月里，其演技和个人生活一直颇受争议，但很多人还是一致认为，她是港姐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冠军，“富不过李嘉诚，美不过李嘉欣”也因此而广为传播。
1988年,18岁的李嘉欣拿下当年的香港小姐
李嘉欣夺冠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报名港姐选举的热情变得格外高涨，连很多高学历的女性也开始报名参赛。1989年从李嘉欣手上接过港姐冠军桂冠的，是日后和她有无数纠葛的陈法蓉。陈法蓉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大学学历的选美冠军得主。一袭短发亮相港姐选举的她气势逼人，而早在面试阶段，面对评委“你为何要参赛”的问题时，她就直接说出五个字：“我是来赢的。”
此后两届的港姐冠军，同样都是名校毕业生。1990年的冠军袁咏仪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专业，她是张曼玉后港姐的又一个演技巅峰，一生之中光是香港金像奖奖杯就拿了三座；1991年冠军郭蔼明则是以美国南加州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身份参选的，这也是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港姐冠军，如果不是一时兴起参加了选举，她原本是打算继续读博、进入美国航天局工作。
袁咏仪曾拿下三座香港金像奖奖杯
1991年选举刷新的不只是港姐冠军学历的纪录，也刷新了港姐的关注度纪录。这一年的总决赛上，TVB邀请来了“四大天王”助阵，决赛夜香港地区的收视率甚至达到了44个点，为历史最高值。此前陈法蓉在获奖后曾经说过：“很多香港女孩小时候都做过港姐的梦。卷一根棍子当权杖，披一条毛巾在屋里绕场一周。”——1991年的那一晚，正是这个梦最绚烂的时刻。
选美神话破灭
梦终归是要醒的。
1993年，大热选手郭可盈错失冠军，而加冕的则是被港人称为“最丑港姐”的莫可欣。而或许是一种巧合，从次年开始，随后几届的港姐冠军命途多舛，以至于不少人说1993年的选举结果“坏了港姐的风水”，从那往后港姐对观众的吸引力便越来越低了。
港媒口中的“最丑港姐”莫可欣曾被港媒建议改名为“Miss猪扒”
不过港姐真正走入低谷，其实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的下行的大背景下，娱乐行业也受到了影响。某位香港演员曾向我表示，1997年后有那么一段时间里，香港市民对娱乐内容的兴趣度和需求性都很低。而在香港经济、娱乐产业最繁华时期走入大众视野的港姐选举，自然也很难“独善其身”，决赛收视率逐年锐减到20个点左右。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下很多影视公司突然陷入财政危机，香港影视作品的开机数量锐减。1997年港片年产量仅有87部、是1992年的一半，新生代港姐的上升渠道也因此开始收窄。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于港姐的关注慢慢不再聚焦于其外表、形象和作品，而是向八卦、丑闻转移。尤其是1997年港姐冠军翁嘉穗与亚军李明慧为了争夺豪门男朋友而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官司，更是让港姐的形象大大受损。
尽管如此，TVB并却没打算轻易放下这块金字招牌。
2001年港姐决赛夜，TVB请来李克勤、谭咏麟两大天王出任司仪，因重伤而短暂淡出大众视野的曾志伟也为此再度亮相。可这仍然无力挽救这一届港姐选举的颓势，19点的收视率成绩，创1973年TVB举办港姐以来的最低值。雪上加霜的是，此前一直比不过TVB的ATV（亚视），当晚播出的“名人慈善百万Show”却斩获了最高39点的收视率——而这是1989年以来，ATV收视首次破3。
随后几年，港姐选举为了博取关注，可谓奇招用尽。2003年港姐选举的决赛夜晚，陈小春、陈奕迅、谢霆锋齐齐亮相助阵，司仪陈百祥则穿着泳裤和丝网透视装登台。结果在决赛后的庆功宴上，谢霆锋被媒体团团围住，港姐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话题。而这一年的冠军曹敏莉，则在进入演艺圈7年后便结婚息影。
除了观众关注度的下滑，港姐人气下跌更直观的一个变化，其实是人们参与港姐选举的热情。过去的十几年里，“港姐颜值下滑”已经成为了一个年年都要被人谈起的话题，很多人都在感慨“港姐不如过去美了”。而每到选举时，向来以毒舌著称的香港娱记更是“倾尽全力”嘲讽港姐太丑，借此来获取关注。
香港娱记毒辣嘲讽2019年的港姐佳丽形象差
“香港媒介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女孩们一出来，无论你如何漂亮、做得如何好，他们都要挖你的缺陷、炒你的绯闻，令很多漂亮的女孩不敢出来。这种情况在八九十年代的港姐选美时是没有的。”港姐御用司仪陈百祥曾表示，“港媒的恶劣”是令近年参选的美女越来越少的最大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港姐和港片最火的时候，也是操办了金像奖的《电影双周刊》等专业杂志最热的时代。可是金融危机后，虽然香港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但是外埠市场的丧失和好莱坞影片、互联网内容的先后入局，却令曾经无比辉煌的香港内容产业失去了其统治地位。很多立足于文娱产业的媒体、刊物也因此而逐渐消失，唯有靠八卦、丑闻来博眼球的狗仔队还能大行其道。
曾操办过金像奖的《电影双周刊》
但媒体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TVB这些年以来其实也遭到过很多争议，甚至还出现过香港居民罢看TVB的事情。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点是因为很多人不满意TVB一家独大、内容产出不好。”有香港的媒体从业者告诉我，“恰巧这时候Netflix、HBO开始进入香港，观众自然开始转移。港姐的关注度，也随之被拖累了。”
本地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批香港电影人、电视人只得北上寻找机会。2011年之前，1991年港姐季军蔡少芬已经很多年没有大热的代表作了，没想到最终凭借在《甄嬛传》中饰演皇后而在内地再度爆红；1997年港姐佘诗曼，同样因内地的宫廷剧《延禧攻略》迎来事业的第二春，而该剧也完成了对TVB的反向输出。
佘诗曼因《延禧攻略》迎来事业的第二春
不过这些老牌港姐之所以能在内地取得机会，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早年积攒下的人气。而随着内地影视产业的兴起，资源的分配和话语权都开始发生倾斜，大量内地的新人演员、导演开始涌现，能给香港新人的空间其实十分有限。因此更多新生代港姐的事业重心，还是只能放在香港。
然而，香港的娱乐产业和现有的造星机制，正越来越不适合这批新人的成长。
知名香港媒体人查小欣认为，大环境的变化让香港年轻艺人的生存、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年轻艺人和公司一签就是10年，每个月工资1万多块，但是学跳舞学唱歌学表演等等课程的费用，公司只是垫支，每个人随随便便都要欠公司上百万元甚至更多。所以有一个现象，近年香港红起来的艺人，很多都是家境好的。”
如此反复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平民女孩一夜成名的神话不再，很多条件出挑的女生都不再聚焦于此；高颜值选手数量的减少，让注重娱乐性的受众不愿再更多关注港姐，娱乐圈能赋予港姐的资源也因此减少，进一步加剧了港姐出圈的难度。循环往复间，很多年轻的香港人早已不在乎谁是新的港姐。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也并不全是坏事。三四十年前港姐大热，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借助外貌获得关注是很多年轻女孩改变命运的少有渠道；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于女性关注、评价的维度也较为单一，似乎好看才是女性“最有价值”的一面。
而如今虽然港姐们的颜值总是被媒体挑刺，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三十年前高学历港姐是港姐选举中的个例，但这几年正成为一种常态，高学历、有自己事业规划的港姐数量正在增加。不少选择参加港姐选举的女性，也不再将迈入娱乐圈当做是唯一的目的，而是在选举结束后转投其他事业。
高学历佳丽成为港姐选举中一种常态
有位表示不怎么关注港姐的香港人告诉我，2015年是她为数不多有印象的一年，因为这年的冠军麦明诗，是香港会考10A状元、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这样的身份令她颇为好奇。对此也有香港网友表示：“很开心如今能代表香港这座城市的，是有独立性的现代女性。”
所以不必太过于伤感。
香港小姐，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曾经代表的是一座城市发展中不太光彩的一面；而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机遇，赋予了这场狂欢新的含义，甚至使其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代表；如今历史的车轮又在向前，它只不过是投射出了时代新的样子。
